因此，张之洞入觐之后，一直未回原省，奉旨“会商学务”，而实际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张之洞有种很特别的脾气，“凡所建设，必开风气之先，而凡所主张，必与时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诤谏，舆论之挽达，则持之益坚。”所以正当举国竞谈时务之际，他对学制的拟订，却偏于保守，与张百熙不协，而与荣庆恰为同道。
这就意味着张百熙落了下风，荣庆是成功了。为了酬庸起见，调任荣庆为刑部尚书，再转户部，顶了那桐的缺。但他这个户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张，是奕劻、瞿鸿玑、那桐行使会办户部财政处的职掌，径自议定上奏，并无荣庆置喙的余地。
因为如此，杨士骧进京，催问饷源，不找荣庆，只找那桐几经磋商，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
“摊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断然决然地说：“不管瞿子玖怎么说，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过就行。”
于是，定了两项摊派的办法，奏请核定，颁发上谕。
一道是摊派烟酒税，“说是百废之兴，端资经费，现值帑藏大绌，理财筹款，尤为救时急务。前经户部通行各省，整顿烟酒税，以济需要，乃报解之无多，实由稽征之不力。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直隶抽收烟酒两税，计岁入银八十余万两。以直隶凋蔽之区，犹能集此巨款，足见该督公忠体国，实心任事，殊堪嘉尚。即着抄录直隶现办章程咨送各省，责成该将军督抚一体仿行，并量其省分之繁简，派定税款之多寡，直隶一省，即照现收之数，每年仍派八十万两；奉天省每年应派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省，每年应派五十万两；山西省每年应派四十万两；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应派三十万两；河南、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各省，每年应派十万两；甘肃、新疆各省，每年应派六万两；
通计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税额共六百四十万两。”
再有一道上谕，是整顿浮收及契税，照例亦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开头：“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如不设法经营，大局日危，上下交困，后患何堪设想？查近年来银价低落，各省不甚悬殊，其向以制钱折征丁漕，各省县浮收甚多，而应征之房田税契，报解者什不及一。各州县身拥厚资，坐视国家独受其难，稍具天良，当必有惄然不安者，在各督抚每以保全优缺优差为调剂地步，不肯实力清厘，而不知国势阽危，大小臣工，岂能常享安乐？该督抚等受恩深重，又何忍因见好属吏，至负朝廷？着自光绪三十年始，责成各督抚，将该属优缺优差浮收款目，彻底确查，酌量归公，并将房田税契，切实整顿，岁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额数，源源报解。除新疆、甘肃、贵州及东三省，地方瘠苦免其筹解外，江苏、广东两省，每年应各派三十五万两；直隶、四川两省，每年各派三十万两；山东每年二十五万两；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每年各二十万两；安徽省每年十五万两；山西、陕西、云南、广西、福建各省，每年各十万两，以上计十六省，通共每年派定三百二十万两。”
两项共九百六十万两银子，即使不能收足，每年至少亦有七八百万，以初步练兵的额数，及修理西苑的公费来说，勉可够用。反正有了款，就可以寅吃卯粮，袁世凯放心了。
于是奕劻以练兵处管理大臣的身分，奏请简派该处的差使。会办大臣袁世凯、帮办大臣铁良——满洲镶白旗籍，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是早就特旨派定的。如今应由奕劻请简的差使，一共四个：提调、军政司、军令司、
提调尤之乎坐办，是常川驻在，综括庶务的一个紧要人物，派的徐世昌。此人与陈夔龙会试同年，点了翰林，从未放过考官，是个极黑的黑翰林，因而才会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去做他的幕僚。
及至袁世凯放了山东巡抚，徐世昌打算加捐一个道员，指省分发山东，一到自然就能补实缺。但袁世凯的想法却又不同。
“以我们的交情，山东的道缺，让你挑。不过，这一来你想爬到监司，还得有几年工夫，爬到监司，再想内转侍郎，外升巡抚，更不知是那年那月的事？你今年刚四十，来日方长，何不在翰林院养资格，一朝脱颖而出，必可大用。这是我的忠告，请你三思。”
原来袁世凯自从放了巡抚，担当方面之任，知道自己的脚步已经站稳，可望继左宗棠、李鸿章、丁宝桢、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诸人之后，而成为举足重轻，为朝廷所倚重的名督抚。
但论出身，袁世凯了解自己差得太多，将来幕府中必得多找些进士、翰林，一则装点门面；再则正途出身，凡事占便宜。所以为了自己，不愿糟蹋徐世昌的前程。
想想也不错，徐世昌仍旧回京去当翰林。袁世凯又多方设法为他揄扬，甚至说动了张之洞，上奏保荐。他自己亦曾密保过，说徐世昌“识力清锐，志节清岩”，奉旨交军机处存记。辛丑回銮那年，袁世凯迎驾之时，又特地面保，所以慈禧太后在保定召见，问起直隶山东防军的情形，徐世昌的奏对，条理分明，大得赏识，调补为国子监司业，另外由袁世凯奏请特许，派任到新建陆军的京畿营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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