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得正定，第一件事是去看花车。前两次去看，多少有些观摩的意味，对铁路局的道员，仿佛接见隔省的差官。尽管人家按规矩，口口声声：“是！大帅。”而他说话，却须带着请教的语气。可是，这一次不同了，奉旨查看，全然照钦差的派头行事了。
花车原预备了五辆，太后、皇帝、皇后、大阿哥、瑾妃各一辆，大阿哥被逐出宫，多来一辆，自然移归慈禧太后，作为卧车。
袁世凯先看座车。迎门是一架玻璃屏风，转过去在右面开门，穿过一段甬道，里面是半节车厢成一大间，中设宝座，两面靠窗设长桌，黄缎绣龙的椅垫、桌围，地上铺的是五色洋地毯。壁缦黄绒，摸上去软软地，因为里面还垫着一层厚厚的俄国毛毯。
宝座之后，左右两道门，通至卧车，此时正在加工装修，最触目的是，靠窗横置一张极宽的洋式大铁床，袁世凯略扭一扭脸问道：“这合适吗？”
陪在他身旁的一个官员叫做陶兰泉，是盛宣怀特为从上海派来的，此人出身洋行，对一切起居服用十分内行，置这张铁床是很经过一番心思才决定的。原来慈禧太后在西安，因为忧心国事，兼以起居不适，肝气痛的毛病，愈来愈厉害，李莲英便弄来一副极精致的烟具，熬得上好的“大土”，劝她“香两口”玩儿。偶尔一试，果然肝气就不痛了。先是发病才抽，渐渐地有了瘾，大有“不可一日无此君”之势。
抽大烟必得用大床横躺着，不然起卧不便，烟盘亦无放处。可是，火车上抬上一架红木大床去，狼狈不便。陶兰泉心想，上海的长三堂子，自从改用铁床，由于名为“席梦思”的床垫特厚特软，大行其道，何不仿照以行？只是西洋铁床照洋人的身材设计，床脚高了些，上下不便，然而这也不碍，锯短了就是。
如今听袁世凯问起，陶兰泉不便说破，是为了便于慈禧太后抽大烟，更不能明告，这是来自长三堂子里的灵感，只得陪笑答道：“御榻不宜过小，如用红木大床，又以搬运不便，不得已从权。大帅如以为不合适，应该怎么改，请吩咐。”
袁世凯摆架子、打官腔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不管是那个衙门派到直隶来的官员，都得听他的号令，如今陶兰泉既已当他顶头上司般看待，自然不为已甚。而况，盛宣怀交通宫禁，已非一年，或许这张铁床的设置，正是李莲英的授意，如果自作主张，要陶兰泉更换，那不就误蹈马蜂窝，惹来的麻烦小得了。
这样想着，心中一动，随即说道：“两宫的起居习惯，外廷无从得知，等我问了内务府大臣，再作道理。”
他是试探陶兰泉，意料中如经李莲英指点授意，或许就会这么回答：似乎不必再问内务府，因为已经问过李总管。但陶兰泉很深沉，附和地答一声：“是。”使得袁世凯始终无法了解，备这张御榻到底问过李莲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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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宫到正定的那天，谜底就揭晓了，并未问过李莲英，但颇为赞许，表示慈禧太后一定会中意。这是袁世凯所派的人，陪同李莲英去看花车时，听他亲口所说。
接着，又听人来说，慈禧太后召见陶兰泉，竟花了三刻钟的工夫，除了对盛宣怀主持的铁路总公司，以及正在兴工中的芦汉铁路南段的情形，问得很详细以外，还殷殷垂问盛宣怀的病状。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使得袁世凯心头大起波澜。盛宣怀一直是他心目中的一个劲敌，不过一个办轮船、办电报、办铁路，一个练兵、带兵，彼此并无利害上的直接冲突，不妨客客气气。但自他接了李鸿章的遗缺，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盛宣怀自北洋起家，固由于李鸿章的一手提拔，但轮船、电报、铁路，由北洋发端创办，亦一直受北洋的支配。萧规曹随，例不可废，而盛宣怀竟迄无表示，仿佛招商局、电报局、铁路总公司与北洋风马牛不相及似地。本以为自己接事未几，盛宣怀又在病中，一时还来不及通款曲，此刻一看，情形不妙。很显然地，他有这么硬的靠山，自然会趁此机会，脱离北洋，自立门户。果然所愿得遂，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头衔，不过虚好看而已。
袁世凯向来谋起即动，不稍犹豫，他已经看清楚，要保持北洋的局面，有所展布，非得先制服盛宣怀不可。而制敌机先，此刻就应该动手。
于是，他找了新近罗致入幕的智囊杨士骧来，屏人密议，决定在荣禄以外，更结奥援，而从各种条件，各种迹象去看，瞿鸿矶的势力方兴未艾。不结奥援则已，要结，第一个就要在瞿鸿矶身上下工夫。
这就少不得要委屈自己了！若要亲近，最有效的办法是“拜门”。其实，细想起来也不算委屈，瞿鸿矶是同治十年的翰林，那时自己还只有十三岁，跟着叔叔在南京念书，论年岁、论学业，皆足以为师，至于论官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头衔，虽然煊赫，但毕竟这两三年才巴结到红顶子，而瞿鸿矶是早就放过学政的了，况且现任军机大臣，宰相之位，则总督又何以不可拜之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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