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新疆回乱，俄国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理衙门照会俄国，质问侵入的理由？俄国政府答得很漂亮，说是代为收复伊犁，只要中国政府的号令，一旦能行于伊犁，自然退还。
到了光绪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于伊犁的政费。这一来，就得办交涉，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的崇厚。总理衙门十大臣，当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头自然照准，于是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
满洲大臣都熟读《三国演义》，崇厚知道这桩“讨荆州”的差使，非同小可，东吴讨荆州不成，搞得两败俱伤，不可蹈此覆辙。默察情势，认为民气方张，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将伊犁要了回来，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至于暗底下吃点亏，是无所谓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与俄国的“外交部尚书”格尔斯的谈判，相当顺利，不过半年工夫，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不过十八条条约，除了第一条“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汉中、汉口等地。
十八条条约全文，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恭王一看不象话，复电不许。但是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资格，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同时启程回国，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但一闹开来，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取得宝鋆的支持，向恭王进言，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请旨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详加筹划，密陈参酌。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荐主的身分，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知趣点儿吧！”恭王直摇头，“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更难回护。”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太师”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
“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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