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依旧是入直弘德殿的时刻，翁同和便到了景运门，借御前侍卫的直庐坐候。不一会倭仁和徐桐结伴而至，谈不了三、五句话，军机处的一个苏拉来说，恭王请他们在养心殿廊下相会。等他们一到，恭王、宝鋆和胡家玉接着便来，除掉文祥在关外剿马贼，李鸿藻居丧在家，全班枢臣都在这里了。
大家就站在走廊上谈话，“两位太后说，留李鸿藻实在是皇帝的功课要紧，有不得已的苦衷，面谕由军机上与侍读诸臣斟酌。”恭王说到这里，便把手上拿的文件，递给倭仁：
“艮翁你看，这是我让他们从旧档里面找出来的。”
两件都是有关夺情的诏旨，一件是雍正四年，文华殿大学士朱轼丁父忧；一件是乾隆二十三年刑部侍郎于敏中丁本生母忧。这两案的经过，倭仁都知道，随即答道：“于敏中先丁本生父忧，归宗侍服，逾年复起署刑部侍郎，又以嗣父病殁，回籍治丧。不久，又丁本生母忧，于敏中隐匿不报，为御史朱嵇所参劾，责他两次亲丧，矇混为一。纯庙特旨原宥，此是恩出格外，与诏令夺情不同。且于敏中贪黩营私，辜恩溺职，纯庙晚年，深悔错用其人，为盛德之玷。乾隆五十一年拿于敏中撤出贤良祠，六十年又削其轻车都尉世职。祖宗勇于补过，仰见圣德如天。如于敏中者，热中利禄的小人，又何足道哉？”
“那么朱文端呢？”宝鋆提出质问：“清德硕望，一时无两。纯庙御制诗中，称之为‘可亭朱先生’而不名。难道不足为法？”
朱轼谥文端，他不但是一代名臣，而且精研礼记，亦是一代经师，立身处世自然循规蹈矩。他的奉诏夺情，留任办事，确有其不得不“夺”其“情”的原因。
“朱文端真是大儒！”倭仁慢吞吞地答道：“他雍正四年丁内艰，那时正襄助怡贤亲王，经营畿辅水利，此是关乎亿万生灵祸福的大事，不能不移孝作忠，当作别论。”
“皇上典学，弼成圣德，难道不是大事？”
“当然是大事。但此大事，与当时非朱文端不可的情形有别，当时朱文端治畿辅水利，倘或因循敷衍，半途而废，则九城滔滔，化帝京为泽国，那成何体统？”倭仁说到这里，转过脸来，看着徐、翁二人：“荫轩、叔平，你们亦何妨各抒所见！”
“古人墨绖从军。”
“唉！”徐桐刚开了个头，便让宝鋆打断。对他来说，倭仁是前辈，徐桐和翁同和是后辈，此时正好借对后辈措词，可以比较率直的话来驳前辈：“明朝那些迂腐方严的习气，往往不中事理，想来诸公必不出此！”他停了一下，索性说痛快话，“什么礼不礼的，都是空谈。今天只问诸公之意，是愿与不愿？”
他的态度武断，而语意暧昧难明，“愿与不愿”是指谁而言呢？难道是说眼前的这三个人不愿意李鸿藻在弘德殿行走？
这不是诬人忒甚了吗？
正这样踌躇着不知如何表明态度时，宝鋆自欺欺人地对恭王说：“好了，他们三位都无异议，可以入奏了！”
这一入奏，便又发了一道上谕，除了重复申言皇帝的功课重要，以及“机务殷繁，尤资赞画”以外，特再温谕慰勉：“第思该侍郎，哀痛未忘，不得不稍示区别，前有旨令朝会不必与列，尚不足以示体恤，李鸿藻着遵照雍正年间世宗宪皇帝谕旨，二十七月内不穿朝服，不与朝会筵宴；遇有祭祀典礼咸集之处，均无庸与列。该侍郎当深感朝廷曲体之情，勉抑哀思，移孝作忠，毋得再行陈请，以副委任。”
李鸿藻又何能不再“陈请”？但如果仍由自己出面，请吏部代奏，则不奉诏的意思，过于明显，怕两宫太后心里越发不快。所以找了翁同龢来商议，他的意思是想请弘德殿的同事，代为出面陈情，比较得体。
“我自然义不容辞。”翁同和答道：“就不知道倭、徐两公如何？宝佩公对我们三个，颇有成见。”
“且先不谈这一层。叔平，劳你大笔，先拟个稿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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