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绞死我吧。”马里克紧张不安地说。
“不一定。再告诉我一件事。他们怎么让你继续驾驶这艘舰前往林加延湾的？”
马里克舔湿了嘴唇，目光看着远处。“这事重要吗？”
“你告诉我了我才知道重不重要。”
“嗯。事情非常奇怪。”副舰长又从胸衣兜里掏出一支雪茄烟。“瞧，台风过后我们回到乌里提环礁时，情况相当好，船撞了一个洞，丢失了两三个扫雷器，上层甲板上有些东西被弄弯曲了和撞坏了。但是我们还能操作。我们仍能扫雷。”格林沃尔德伸出一根燃着的火柴，副舰长借着火把雪茄烟吸得通红。“谢谢——我们进入环礁后我立即向那边岸上，向海军准将报告，我想他是塞夫农法伊夫司令，给他讲了所发生的事情。他非常激动，那天早上就把奎格叫到岸上去了。并叫精神病医生给他作了检查。呃，医生检查的结果——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胖胖的中校，长着古怪的鼻子——医生说他认为奎格一点也不疯狂。说他似乎是头脑正常的军官。说他不是精神病专家而且奎格已经出海四年了，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乘飞机回美国进行一次精神病检查。这位海军准将对我大发雷霆。当医生向他报告时他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他说海军上将要他火速再派些扫雷舰到林加延湾去，因为很多扫雷舰在台风中毁坏了。如果他让‘凯恩号’撤出舰队他会受到诅咒的。于是反复谈了很多之后他也把奎格叫到了办公室，向他着重讲了海军上将急需扫雷舰的情况。他问奎格是否认为我能指挥‘凯恩号’到林加延湾去。他要他多想海军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感情，而且他说我在到达林加延湾后肯定能得到我应得到的一切。噢，奎格真使我大吃一惊。他既镇静又温和。他说我当他的副手已经11个月，那么长时间的训练他认为即使我有不忠诚和反叛的性格，但他已把我培养起来，完全可以统领一艘军舰了。他推荐我把这艘舰开到林加延湾去。这便是事情的经过。”
格林沃尔德转动着一个被他拧成问号形状的夹纸用的回形针。他把旋转着的回形针扔出了窗外。“奎格现在在哪儿？”
“凤凰城他的家里。这儿的医生让他出院了，说他适合回去任职。目前他在第十二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机构临时任职，坐等军事法庭开庭。”
“他犯了一个错误，推荐你到林加延湾去——从对你处以绞刑的观点来讲。”
“这正是我的看法。你认为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位飞行员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露出了有着一条条伤痕和多层皮肤的手和手腕，光滑的伤痕组织一直延伸到衣袖里。“嗯，也许，正如那位准将对他讲的，他当时考虑的是海军的利益——我要回第十二委员会去了，我要敲敲杰克查利的脑袋——”
“我们打算申辩什么呢？”副舰长抬起头焦急地看着他的又瘦又高的辩护律师。
“当然不承认有罪。你是真正的伟大的海军英雄。以后再见。”
威利乘坐的飞机正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布雷克斯通上校劝说通了“凯恩号”的新指挥官让他走。“不管怎么说，开庭之前他有十天的时间，”这位司法官曾在电话里对怀特上尉这么讲。“趁着还能放他走就让这个可怜的乞丐走吧。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威利请假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要回家和梅姑娘断绝关系。
在动荡不安的前几个月里他已逐步改变了对她的看法，认识到他对她的态度，甚至给她写的那些信都是可恶的。他仍然思念她。如果“爱”这个词有意义，如果小说和诗歌对这种感情的描写是准确的，他认为他是爱她的。但是他有一种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直觉，他绝不会背离自己受过的教养去娶她为妻。这是文学中司空见惯的老一套的冲突；而令人沮丧和悲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偏偏陷入了这一冲突。不过现在他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受害者是梅姑娘，于是他决定在军事法庭给他的生活带来无法预测的新的转变之前先让她获得自由。目前已不再可能只通过写一封信或保持沉默跟她作个了断了。他必须当面和她谈，承受她可能予以他的任何痛苦和惩罚。他开始履行一项可悲的使命，他简直不忍心去想它。
他试图通过和身边一个秃顶而肥胖的作者对外事务代理人作者对外事务代理人，替作者与出版商联系出版、销售、翻译等事宜，从中收取佣金。——译者注攀谈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而，他的邻座是那种一坐飞机就要吃安眠药的人。他费了好一阵时间盘问威利，问他是否亲手杀死过日本人，是否获得过勋章，是否受过伤。但他随后就没兴趣了，开始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来阅读，直至飞机在落基山脉上空颠簸晃动起来。于是他拿出一瓶黄色胶囊，吞服了三粒便倒在椅子上昏昏欲睡了。威利心想要是他带着安眠药就好了。最后他拉上窗帘，把椅背向后一推，闭上两眼，反复地回想起“凯恩号”上那些使人厌恶的事情。
儿童时期做过的一些梦是威利永生难忘的，尤其是这样一个梦，他看见上帝像巨大的玩具跳偶一样从他家草坪的树顶上一跃而起，斜着身子向下凝视着他，在他的记忆里第十二委员会司法局候见室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同梦里的情景一样是虚幻的、令人痛苦的。在他闭着的眼睛的前面，四周都是绿色的墙壁，书架上整齐地摆满了厚厚的棕色和红色封皮的大部头法律书籍；头顶上孤零零的一盏荧光灯闪耀着带蓝色的光；他身边办公桌上装满烟头的烟灰缸散发出陈旧香烟的烟味。所谓的“调查委员会”，也就是一位粗鲁的瘦小的舰长，嗓音既粗糙又带嗤笑味，他的脸就像邮局职员拒不接受没包装好的包裹时表现出的那张讨厌的脸。
这一切和威利原来的想像是那么不同，那么不公正，而且那么快就结束了。尤其是范围那么小又那么令人沮丧。威利曾认为自己是一部宏伟戏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曾独自一人在自己昏暗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着“‘凯恩号’哗变，‘凯恩号’哗变”，欣赏着说这话时特有的声音效果，并想像着《纽约时报》以此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极力赞扬英勇无畏的马里克和基思的大块文章，他甚至竭力想像出马里克的头像出现在新闻杂志的封面上。他曾经期盼着隔着铺了绿色台布的桌子面对一排海军上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镇定自若地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回想起他做过的那个白日梦使他十分苦恼，他曾自认为是这次哗变的真正的关键人物，罗斯福总统召他去华盛顿到他办公室和他单独谈话时，他说服总统‘凯恩号’事件是个例外，绝不表明海军的士气低落。在罗斯福总统慷慨地答应恢复他的军籍让他任意选择职务时，他甚至打算只简单地回答说：“总统先生，我愿意回到我原来的舰上去。”
在整个林加延湾战役和返回珍珠港的行程中，威利满脑子都是这些纷乱的色彩斑斓的荒唐念头，自杀式攻击发生得非常突然，造成的损坏也很小(在日本飞机撞击之前他甚至没看见它)，这次袭击仅仅起到了增强马里克、威利自己以及“凯恩号”全体军官的形象的作用，使他们都成了头脑冷静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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