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到来之时，“凯恩号”上就像迎来了新年的除夕，欢度7月4日国庆节，就像人人都在过生日，人人都在结婚娶媳妇。威利基思也不例外，虽然按“凯恩号”的标准来说他只是新来乍到，告别家人时留在脸上的唇膏印还没擦干净的新兵，他也一样激动得热血翻涌。他给梅温和他母亲都写了一封信，向梅强烈地暗示如果“凯恩号”在旧金山停靠时他能在码头上看到她的身影，那将是超过一切的最好惊喜，而在给他母亲的信里却没有一丝这样的暗示。他是在他的小卧舱里给梅姑娘写信的，就像一头野兽钻在自己的洞穴里独自享受那黑暗中的自由之乐一样。他在写信的过程中不时作长时间的停顿，使自来水笔笔尖上的墨水都凝固了。他凝视着信纸，脑子里翻滚着不着边际的奇思异想。
一个黑影遮住了信纸。他抬头一看，是斯蒂尔威尔站在门口。那水兵穿着一尘不染的工作服和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鞋，那天上午电报到来之前，他就是穿着这身服装接受舰长的当众训斥与宣布对他的处分的。
“啊，斯蒂尔威尔，有什么事吗？”威利同情地问。
作为在甲板上值日的军官，威利曾把对斯蒂尔威尔的判决记在航海日志里：在舰上禁闭6个月。他曾怀着好奇的心情仔细观察了在后甲板上举行的审判仪式——那阵容庄严肃穆，一边站着身穿笔挺的蓝色新工装的被告，被告对面立正站着一排原告军官，奎格则镇定自若、心情甚佳地从杰利贝利手里接过一份又一份那些“犯人”的红色服务档案夹。那是一种奇怪的审判方式。据威利所知，根据奎格舰长的命令，所有那些罪犯都被写进了报告。例如，哈丁少尉就被列入了对斯蒂尔威尔的控方，而他并未亲眼看见那个水兵在值班时看书。由于奎格舰长从不亲自把任何人列入报告，但却总是转身对离他最近的那位军官说：“我要把此人列入报告。”所以审判在形式上保持着应有的三方：原告、被告和法官。奎格煞有介事地假装对控方按他的命令所陈述的犯罪事实很感兴趣和吃惊的样子。威利将这场绝妙的表演看了一会儿，就已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这是违反公民自由权和宪法权利的，也违反人身保护令和国家最高支配权的，同时还违反了褫夺公权法案以及其他数不清、记不准的说明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权得到公平待遇的成语。
“长官，”斯蒂尔威尔说，“您是军纪官，不是吗？”
“没错呀。”威利应道。他将两腿放到甲板上，把文具盒推到一边，拧上钢笔帽，用这些动作将自己从一个如饥似渴地需要姑娘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海军官吏。
他喜欢斯蒂尔威尔。那些身材修长，体格健美，面容清秀，眼睛明亮头发浓密，神情开朗，总是乐呵呵的年轻人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好感，就像美丽的姑娘们那样，以他们身上的青春朝气，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使事情变得愉快起来。斯蒂尔威尔就是这样一个青年。
“哎，长官，”斯蒂尔威尔说，“我有一件麻烦事儿。”
“说来听听。”
斯蒂尔威尔讲了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要点是他在爱达荷州有妻子和孩子而他有理由怀疑他妻子的忠诚。“长官，我想知道的是这次禁闭是否意味着我不能请假回家了？我已经两年没回家了，长官。”
“我想不会的，斯蒂尔威尔，我不能想像会是那样。任何一个像你这样在前方战区呆了这么长时间的人都有资格回家看看的，除非他犯了谋杀罪或类似的严重情况。”
“这是规定上说的呢还只是您的猜想，长官？”
“这是我的想法，斯蒂尔威尔，不过，除非我另有通知，你就这么相信吧，哦，我会很快给你明确的答复的。”
“我想知道，长官——我可否像所有其他人那样写信告诉家里我就要回家了？”
威利很清楚，斯蒂尔威尔最好还是等他问过舰长之后再听答案。但是那水兵脸上乞求的表情，以及威利不想暴露自己消息不灵的一点私心，使他脱口说：“我肯定你可以给家里写信，斯蒂尔威尔。”
那个准尉顿时喜形于色，简直高兴极了。这也使威利为自己大胆地做了肯定的回答感到欣慰。“谢谢您，基思先生，太感激您了，”斯蒂尔威尔的嘴颤动着，眼睛露着光彩，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您不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长官。”他戴好帽子，挺直身子，给威利敬了个礼，仿佛威利是一位将军似的。少尉还了个礼，愉快地点点头。
“好了，斯蒂尔威尔，”他说，“很高兴随时为你祈福。”之后，威利又接着写那封给梅温的信，他脑海里联翩浮现的令人陶醉的美好景象使他把刚才的谈话忘了个一干二净。
第二天午餐时，军官们聊天的那种热烈与欢乐气氛是自从更换了指挥官以来所没有过的。有关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些日子里的浪漫逸事的老笑话又被重新提了起来。马里克受到的揶揄最厉害，因为他曾与奥克兰一家茶馆里的一个中年女服务员勾勾搭搭。那位女士脸上的黑痣究竟是几颗成了大家纷纷议论的主题，戈顿确定有七颗，而马里克说只有两颗，其他人有说三颗的，有说五颗的，反正最多不超过七，最少也没少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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