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黑雨

作者:唐浩明

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和几个兵弁,冒着六月酷暑,扶病上轿。彭楚汉建议:“大人身为直隶制军,天津又处动乱之中,此行宜以兵马壮声威。卑职愿带一千人随大人进津门。”

“不行。”曾国藩断然拒绝,“上谕说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维护大局,则不能开仗。我带兵前行,不正好给洋人动刀兵以借口吗?”

彭楚汉默然退下。

“彭军门。”曾国藩又把他叫住。“洋人猖狂无礼,后果难以预料,直隶军队有捍卫京畿之责任。你要训饬部属,决不能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以防不测。”

彭楚汉领命,作为一个有十几年戎马生涯的总兵,他懂得目前形势的严峻。

绿呢大轿启行了,后面赵、吴、薛等骑马相随,沿着通往天津卫的古道缓缓前进。一望无边的京津平原在烈日暴晒下,一切生命都变得疲软懒散。两旁庄稼地里,稀稀落落地种着些高粱、玉米、西瓜、红薯,叶片低垂,藤儿干枯,全无一点生气。地里死一般地寂静。偶尔可见一两个人从高粱丛中钻出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又钻进去。这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生长在南方的赵烈文、吴汝纶看着直摇头。古道上很少见到来往行人,偶尔所见的,也只是一些居住在附近的百姓,个个面如菜色,身如干柴。进入静海地面时,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他们拖儿带女,背着大布包,神色忧伤。

曾国藩叫兵弁过去打听。原来是永定河在葛渔城一带又决口了,冲毁农田庄舍无数,受灾的百姓只得背井离乡去逃难。老百姓刻骨咒骂河道河吏,骂他们将河工的款子贪污了,偷工减料,敷衍草率,欺蒙上司,贻祸百姓,是一班该千刀万剐的贪官污吏。

曾国藩坐在轿里,一颗心沉重得如同千斤铁锤。眼里所看到的已令他怆然,听到的又令他愤然,而即将面临的更令他颓然。

西洋天主教早在明末就在中国传播,到康熙年间大盛,一时有信徒好几十万。后来,因天主教不准中国信徒祭祀祖先,引起朝廷不满,而神父穆经运又参与胤禩等夺嫡之争,故雍正、乾隆之后,天主教遭到严禁。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又允许外国人传教,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少纠纷。

曾国藩对天主教素来反感。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他心目中的礼义伦常大相径庭,他视之为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长毛就是把这一套学了过来,结果造成十多年的大乱。至于洋人贩来的鸦片,他更是深恶痛绝。但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他又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来亲历戎间,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他以这个认识为基础,利用晚上住宿的空隙,拟了一篇《谕天津士民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并宣告奉命而来,一以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先明理而后言好义,先有远虑而后行其刚气。曾国藩准备一进津门,就将这张告示交衙门刻板,刷印几百份,遍贴大街小巷。

远远地看到天津城绵延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了,绿呢大轿在稍子口停下。这里离城尚有七里地。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已在此等候多时。众人将曾国藩迎进屋里。刚一落座,便见周道台在前,张知府、刘县令在后,一齐跪在地上,高喊:“求老中堂给卑职们作主。”

说罢,对着曾国藩叩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时,三个人都满脸是泪。曾国藩心中甚是凄楚,说:“都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镇守天津的朝廷命官,如此哭哭啼啼的,让百姓传扬出去,岂不丢朝廷的脸?”

周家勋等人起来,不敢坐,都垂手站在曾国藩的两旁,等待他的训示。

“城里现在安定下来了吗?”

“回老中堂的话。”周家勋低头答道,“大规模的闹事起哄是没有了,但百姓心里都大不服气,许多人都在骂崇侍郎。”

“骂他什么?”曾国藩对此颇为关心。

“骂他是讨好洋人的汉奸。”刘杰插话。

曾国藩两腮的肌肉轻轻地抽搐了一下,说:“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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