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行业将进入黄金时代。一个海军退伍军人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畅销小说(弗雷德里克·韦克曼1946年出版的《广告商》)使麦迪逊大道的大名，变成家喻户晓。可是，本来使广告业发达起来的那些销路很大的杂志，后来在各种宣传行业中，却竞争不过，惨遭败北。在战时，杂志的出版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工头一样，忙个没停。从珍珠港事件到战争胜利这个期间，平均每种杂志都增加了25万个订户。战前，它们在国外顶多不过销几千本；现在美国被公认为西方头头，看这些杂志的欧洲人就有好几十万。在两年之内，它们的广告收入增加了1亿美元。但即使在这全盛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中报道说：按照广告商的调查，有文化的美国人越来越转向那些面向某种特殊读者的杂志，比如《游艇》、《假日》、《纽约人》等等。至于一般读者，都按捺不下心来。他们已不满足于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着迷的、神魂颠倒的、引人入胜的读物。一旦公众发现了电视，这些一度在报摊上畅销一时的杂志，好时光就指日可数了。
杜鲁门执政的头几年，电视成了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但只是话题而已，此外没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赚钱生意。早期流行的杜蒙牌电视机太小，价钱又贵，为数也不多，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但是从两次体育节目的实况转播，就可以看出电视的巨大潜力。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对康恩的拳击赛，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联赛。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比花50元买一张拳击赛的前座票或一张扬基体育场的主看台票还看得更清楚。但是广告商人还是犹豫不决，认为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为数太少，花大笔广告费还划不来，因为到1948年1月1日，全国才只有17.2万架电视机，电视广播台也不超过20个。因此，无线电广播行业还可以沾沾自喜。至于好莱坞就不是这样了。电影业的巨头们只好向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巨商乞援，而这些公司的营业部主任就马上在全国的广告牌、地铁和无轨电车广告上大事宣传：“为什么今晚不去看场电影呢·”并且向大家保证：“电影比以前更好了!”但这并非事实，这套宣传也没有效果。而且有消息传开来说平均每月有25万户在买电视机，这套宣传就更行不通了。但看来这并没有关系。战后做广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传员是对难兄难弟，他们点金有术，魔法无边，在战时搞了五花八门的广告，吹嘘商品牌子，使新的织品、电器用具、新产的罐头啤酒、双层玻璃纸包装的香烟都销路畅通。这些人无论在曼哈顿的宴会上，在底特律的新车展览厅里，或者在石油商和议会说客们当中，只要开口发言，全场就会鸦雀无声。这些人善于塑造形象，以观察敏锐著称，当然要洗耳恭听了。大家知道，民意测验与操纵宣传工具的技术还属试验阶段，就像牛顿刚看见苹果跌向地面、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青霉素霉菌那样，只要再过一些时间，再过一些时间。它们是有无限前途的。有些善于想像的人，根据厄普顿·辛克莱193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的教训，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技术完备以后，还可以在竞选总统时加以利用呢。
这些广告宣传行业在促进战后繁荣方面究竟具体地起了什么作用，是无法确定的。但在战争期中，影响却是明显扩大，而且并不限于在市场方面。各种广告和杂志文章，都把人们内在心理塑造出来，或者反复宣传人们应该这般那样。他们再而三地向士兵宣传，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爱吃的甜馅饼而去打仗。而他们邻居的姑娘，或者留在出发港口那些活动拖卡房子里的新婚少妇，则在朝思暮想，究竟乔伊变了多少，现在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她收到他一些来信，但信件显然经过检查，而且多数士兵会把真正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于是她只好从报摊和街角日用品商店中找些报刊文章看，而这些作者们倒是热心非常，将她那位远在天涯海角，而又归期已近的亲人的情况向她介绍。
他们对她说这些士兵有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她最好有个思想准备。《妇女家庭杂志》提出：“你的丈夫回家时见到的是他想像中的女人么·”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们都不厌其详地分析，说这个乔伊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家政》杂志劝导人们要耐心。“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就不再会讲个不停了，压在心头的往事也该过去了。如果他还是讲完又讲，还是情绪激动，那你最好找个精神分析专家看看。”至于《美丽之家》杂志则认为解决之法很简单明确。它登了一幅客厅图片，那是给一位患过炮弹休克症的将军设计的，并吹嘘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复员中心，对所有士兵都是如此。”还有一些入门的小册子，教那些环境急剧变化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和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的队员们，怎样治好精神郁郁。它们劝父母们把她的睡房布置一新，使她们觉得意想不到的新鲜，并说“女兵们穿上了新的打褶衬衫，精神上就适应过来”。有些不负责任的报纸大谈其什么精神错乱的复员军人到处乱闯的危险。有一条标题竟然说：“发疯的复员军人到处胡作非为。”
这些胡说八道，通过比尔·莫尔丁和其他一些作家、画家，传到国外部队那里。他们听到这些加油添醋的报道或纯属捏造的谎言，都很生气。1944年，就曾有人到处传说，罗斯福夫人建议在巴拿马设个收容站，让回国部队先在那里隔离一个时期，学习在文明社会中怎样过生活，然后让他们回家，即使复员以后，还要戴上显眼的臂章，使那些循规蹈矩的女人知道在她们跟前这个人，可能就是强奸犯。前线的士兵愤慨地说，他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说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发泄性欲，是不符事实的。
但事实上他们确是如此。
阿拉曼战役结束，据说路透社有个记者问第八集团军一个英国兵：“战争结束以后，你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操我的老婆。”那个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第二呢·”
“把这双他娘的平头钉靴扔掉。”
凡是军队差不多都是这样。而且有史以来，战士复员回家也都是如此。一旦墙上的蓓蒂·格拉布尔的半裸照片给扯了下来，他们在睡房里或公园里撩起女人的裙子以后，什么“重新适应”的议论就不再存在了。“所谓复员军人问题，”威廉·奥尼尔说，“从未成为一个问题。战后年代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事，但这样不费气力就把这么一大批人员安排妥当，也许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40年代里，美国式爱情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是在战时结婚快；第二是战火平息后离婚也频繁；第三是托儿所人满为患。在广岛市给原子弹摧毁以前，突击结婚很流行。各种各样的宣传，都鼓励他们这样做。在一部称为《时钟》的著名电影中，罗伯特·沃克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认识一位女郎，尽管双方出身不同，家庭情况也不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吸引而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认识才24小时，两个人就站在教堂祭坛前，结为夫妇。有些军事基地是在城市附近，少女很多，就特别盖些小教堂，鼓励人们结婚。报章对社会名流的婚事，亦大事渲染，其中有阿蒂·肖和爱娃·加德纳；乌娜·奥尼尔和却利·卓别林；朱迪·加兰在和戴维·罗斯离婚后，又和文森特·明尼利结婚；21岁的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和58岁的利奥波德·安东尼·斯托科夫斯基；还有罗伊·罗杰斯和戴尔·埃文斯，虽然同拍了24部西部牧童片却连一个接吻镜头都没有，也宣布结婚了。接着，战士们从前线回来，罗曼史就开始破灭。原因很多，有一部名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的电影把一个主要原因刻画出来。那是一个中产阶级人物战后归来的故事。达纳·安德鲁扮演一个青年飞行员，他在快将出发之前一时冲动下结了婚。新娘是个浅薄的金发姑娘，在他出发以后，她想像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戴着银色空军领章，低低地扣在眉梢上的飞行员帽，如此等等。但他退伍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脱下戎装穿上便服。而她一看到他那副样子，就下决心要立即坐火车去雷诺了。1946年，这个市批准了1.1万宗离婚案。直至现在，这还是个最高纪录。
在那些岁月里，洛杉矶市也和其他城市一样，有好几千个咖啡话会。参加这些话会的复员军人的年轻太太们，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寻味的离婚案，理由是双方缺乏感情。这些太太们都是混得不错的人。除了在大萧条期间曾经长期营养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难年头并没有在她们外表上留下什么痕迹。(但如果她们张嘴微笑，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她们年轻时期，畸齿矫形术和整齿器还索价较高。有些人到了30岁，就要镶上假牙。)根据纽约市美国历史博物馆1945年对1.5万名女子的调查，那时美国少妇们的腿，比之她们1890年的老祖母要长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兰尼爱神阿芙罗狄蒂的形象，臀部却略小些，也没有那么妖娆。到了举行婚礼之日，她们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福尼亚则略高些)，胸围33.9英寸，腰围26.4英寸，臀围37.4英寸。到了她们够条件参加洛杉矶那些早上咖啡话会时，她们已是年轻的母亲，身体某些部位已经逐步粗肥些了。但她们还是又苗条又抖擞，当时欧洲的记者对她们很欣赏赞美，说她们对于什么事情都是爱取笑，有时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取笑——她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像一群母牛。”或者说：“就像一个叫声不停的母鸡场。”她们有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她父母那一代最惯说“亲爱的”来表示亲昵，现在已由“宝贝”所代替。在她们当中，除了那些大学毕业生或者“妇女选民同盟”的会员而外，对国家大事，都完全不感兴趣。她们属于“不表态的一代”，并对此引以为荣。她和丈夫连报纸也很少浏览。她对他只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有安定的职业。他本人也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过如此。总之，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亚热带花园以外，这样的少妇全国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少妇多，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发展更快，对准备安家落户的复员军人特别有吸引力，已成了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诞生地。在这些年头里，超级市场增加了两倍，就快要过两万大关，但是始作俑者旧金山的水晶宫市场，早在1922年就已经开门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亚就已开风气之先，开设了一些汽车电影院、汽车餐室、汽车银行和汽车教堂，还设计了可以把车子洗净打蜡，而无需驾驶者下车的机器。战争爆发以后，什么后院烤猪窑、肾形游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发展起来。最初设计出有八条车道的超级公路、梅花型立体交叉和自动找零钱的公路收费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亚工程师。第一个穿着短袖敞领衬衣参加正式宴会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穿上铁青色小礼服的也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女人们带头穿半裸、后来又是全裸的游泳衣，而女人穿长裤上街，在树丛中装上彩灯、建造错层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都是从加利福尼亚传到全国的。用一个词概括的话，那就是他们有创造性；另外一个词，那就是不拘礼节。至于咖啡，那不用说，就是速溶的了。
咖啡话会的话题，往往是谈论孩子们的事情。人口剧增出乎意料，就是这批满脸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无意中起了促进作用。“过去在大学未毕业、事业未有成就之前只是和几个女朋友出去玩玩，”贝蒂·弗里登说，现在复员军人“靠着士兵权利法案，马上就可结婚。”当然，人口学家不会认为：新婚夫妇躺在床上，只是停留在接吻拥抱而已。但他们原来以为他们会像30年代他们的老一辈那样，在生育问题上会有所克制。但是现在这些当上了父母的人，情绪显然不同。“这些复员军人夫妇们总想把称心如意的东西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没有似的。”卡罗琳·伯德说：“什么房子、车子、洗衣机、孩子……他想马上样样都有。……他们要了孩子再说，而不考虑将来给孩子整齿和送他们上大学要花多少钱。”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纳大学的艾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在1944年发表的数字和40年代后期人口统计的数字比对一下，并进行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发现美国男人结了婚的有55311617人，每周性交次数高达136666060次，或者说，每千分之四点八秒全国就有人射精一次。在那些岁月里，美国每七秒钟就有一个妇女怀孕，说起来美国人口统计局也会脸红呢!
对这个局来说，这简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计都完全没有用了。战争的年代并不停止生育，那几年里一直有“战时小宝宝”在生下来。出生数每年多达300万。到1946年，也就是运输舰开始把部队运回国那一年，出生数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万。这还不是最高纪录，甚至连接近最高纪录也不是。第二年又从1946年这个已经是破纪录的数字再增加40万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远景规划的人发现美国多了二三千万人，而人口增长最多的就是十几岁那一代，而这一代学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别多的。即使在约翰逊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1964年，战时小宝宝还未成年，大萧条时期的成年人在选民中还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的某些对立，是在约翰逊第二任总统的期间才开始出现的。因为杜鲁门时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们进入中年以后，就会对社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他们对这些变化，倒不一定是太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些年代里，斯波克医生的育婴手册成了1895年出现畅销书目以来的一本最最畅销书了。斯波克书中有一节专讲他所谓的“听之任之”。他写道：“父母总是按照自己的成长方式来教养孩子的，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他们应当谨记：“过去医生们总是再三要父母们不要纵容孩子，现在则劝告他们不但要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而且还要考虑他们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时代”于是开始。
从很多方面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比尔·莫尔丁在他的连载漫画《在前线》之后，又发表了漫画《归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当上爸爸的一边抱着蔬菜，一边推着孩子坐的小车，旁边一个穿着军服的中士问他：“威利，做个自由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复员军人觉得好极了。有些妇女杂志开始发现一个新现象：这些新当上爸爸的自告奋勇去调奶粉，半夜两点负责喂奶，连尿布也亲自动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还要过15年才有)。但随着新的家庭电器设备陆续上市，这些家务就较易处理了(切肉还未有电刀，但磨刀有了电磨，切肉就不费劲了；安在墙上的吸尘器也还未出现，但真空吸尘器已经较轻便，较好使用了)。如果年轻夫妇要到餐馆去进膳，或者看一场电影，邻居的大女孩会很乐意过来照顾婴孩，给她一点钱便可以(每小时给两角五分，便算颇为大方)。总之，这些新家庭既不单调乏味，又无繁重劳动。惟一的问题是房子难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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