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腔

作者:李洱

我的姑祖母曾说过,她与两位牧师离开杭州不久,就听说葛任差一点死于非命。后来,我在黄炎的《百年梦回》一书中,看到了有关记载。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最早报道二里岗战斗的黄炎,曾与葛任以及范继槐共赴日本。当时,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名叫“大贞丸号”的邮轮。《百年梦回》第三章的标题,就叫“大贞丸号”。文中除了记录葛任赴日途中的一些生活片断,其中,他还引用葛任的话说明,葛任当初之所以去日本留学,部分原因是为了避难:

一雨成秋,日轮“大贞丸”号驶离南京时,天虽已放晴,但江风仍然不住地送来凉意。到上海时,大贞丸号只是稍作逗留,就匆匆离开了。此时的中国大地,正是军阀混战。去国的忧愤是有的,更多的却是疲倦。枕着涛声,我很快睡着了。在睡梦中,我又梦见了父亲的死。我登船赴日时,恰是父亲周年的第三天。父亲是在混战中于去年9月1日战死的,地点就在南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梦中全是死人,杀头像是砍瓜切菜。后来,我便在梦中呻吟了起来。我醒来时,看见一个洁净的少年站在我面前,很文弱的样子,还带着些许的娟秀和羞怯。我后来知道他名叫葛任,同我一样,也是去日本留学的。“你是否身体不适?”他伏下身来,悄悄问道。于我,那自然是一种难得的慰藉,虽然我的痛苦是任何人也安慰不了的。现在想来,我当时有点出言不逊。我告诉他,我做了个梦,梦见这船沉入了海底,全船的人都死光了。他站在我身边,不停地搓着手,脸色通红。

那是我青年时代最远的一次航行。我似乎早就希望有这样的航行,借空间的阻隔来忘却不幸。但是,三等舱甲板上的点点水花映照出的晨曦和夕阳,仍然使我不住地想起父亲殷红的血。我告诉葛任,甚至甲板上的一块糖纸和瓶塞,都能使我想起与砍头有关的事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蛇不会将人咬死,井绳却能将人吊死。我就见过被吊在南京城垛上的人头,伤口是陈旧的,可眼睛还睁着,眼皮有点上翻,似乎要看那绳子是用什么兽皮做成的,能拴得那么牢靠。一天中午,葛任把那些糖纸和瓶塞全扔进了大海。他来到我身边,从怀里掏出了一瓶名叫女儿红的黄酒。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羞怯中,其实有一种忧郁。但他是豪爽的,这从他拔掉瓶塞的动作上,从他喝酒的姿势上皆可看出,尽管其中不乏那个年龄的人惯有的夸张。他告诉我,他是在上海上的船。“你是从南京上来的吧,我上船时,就看见你在船边站着,念念有词,像是从教堂的唱诗班逃出来的。”他的说法让我感到纳闷。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曾在育婴堂里待过。到了晚上,我们的铺位就挪到了一起。我们身边还有两个人,一个很矮,另一个很高。那个矮个子名叫范继槐,众所周知,他现在是中国的法学权威。当时,他丝毫不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瘦高个。不知是何缘故,有时他会自己发笑,让人心里直发毛。他的膝盖上有一个伤口,上船时就已经化脓。晚上,那口子结了薄薄的一层软痂,像是果冻的皮。可到了早上,他必定用指甲将之挑开。看到脓冒出来,他会很舒服地吸气。葛任和他说话,他只说自己是安庆人,便再无下言。葛任就接着和我谈东论西。他向我谈起了一位姓胡的小姐,说本应该一起坐船来的,可事到临头,做父亲的却舍不得她走了。从他说话的样子看,那位姓胡的小姐自然是他的情人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所说的那位姓胡的小姐,就是中国最早的话剧演员冰莹女士。

现在想来,年轻人的爱情多半就像从舱口看出去的夜色:水天之间,那夜色是半透明的,如浸过油的纸;机器的吵声或大或小,船速也或快或慢,那半透明的夜色也就被扰得没有一丝宁静。我也想到了我的“情人”,如果那也能算是情人的话。她是我的表姐,我们算是两小无猜吧。就是她,在那年的春节嫁了出去。随着她的出嫁,她的男人,一个我只见过一面的都督帐下的副官,就频频光顾我的梦,并得到他应有的结局:让人掐死,让绳吊死,脚踝在马镫里扭伤疼死,让最钝的刀砍死,让最锋利的刀刺死,在丑陋的床第之欢中窒息而死,擦枪走火将自己崩死,穿衣不当给肩上的绶带勒死。我只见过他一面,甚至记不清他的面容,但在我的梦中,他扭曲的脸却逼真得如我养过的一条狗。我离开南京时,她来看我,但又不敢正眼看。她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摞用钩针织出来的袜子。不知她从何处听说,日本是没有袜子的,因为日本人全是光脚走路。太妙了,接下来一双臭袜子又套到了那男人的脸上,并且是双层的,他于是就给活活闷死了。

葛任的梦倒是一派诗情画意。他乃性情中人,并且终生如此。他告诉我,他和那位姓胡的小姐在花园里徜徉。栀子花、扶桑和睡莲围绕着花园里的亭子。他说,她身上也有一种睡莲的香气,而到了傍晚,则成了薄荷的清香,清香中略带茶的苦味。他说话时显得有些羞涩,近乎喃喃自语。我问他,红袖添香夜读书,是人生之胜景,为何要到日本去呢?他先说是朋友的好意,难以拂逆,尔后又说来东瀛也是迫不得已。在杭州的一家茶社,他曾受过一次袭击,亲朋好友都认定那是对着他来的,倘若不是他命大,他早就与他的父亲一样命丧黄泉了。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后来才知道,曾在上海筹建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的葛存道先生,就是他的父亲。

我记得从上海到东瀛,走了十天。而当时,我感觉它就像我所经历的这个世纪一样漫长。也是在这十天之内,我和葛任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喜欢清新的空气,深邃的星辰,间或栖落到大贞丸上的鸟以及它的红喙,像畜群耸动着脊背似的海浪。他告诉我,在他未来众多的梦中,有一个梦就是要叫出所有的美妙的事物的名字,倾听其天籁,观看其神韵,抚摸其露珠似的湿润和温柔,以解开它们非凡的美妙之谜。如果他叫不出来,他要用全部的爱,去哺育孩子,让孩子有能力将它们一一叫出。

有一天,夕阳正要收尽其苍凉残照之际,一件事发生了。与我们的铺位紧挨着的那个安庆人,掉到了海里去,就像一只被风吹落的被单。大贞丸继续往前疾驶,浪把他裹了下去。都以为他是失足,于是人们就唏嘘起来。临到上岸时,有人在他的行囊里找到了遗书。原来,他名叫尹吉甫,是陈独秀的朋友。陈独秀那时正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读书。后来,我们见到陈独秀时,他告诉我们尹吉甫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到日本来是为了和他商讨《甲寅》杂志的编辑事宜。从他那里,我们还得知尹吉甫是个诗人。我记得,邮轮靠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在海上走了一个世纪。我们上了岸,都跺着脚,像是要以此确定已到了瀛岛。异国的悲凉之雾袭来了,我的肩胛骨耸了起来。此时,莫名的,我和葛任,以及同船的许多学生,眼中都蓄满了泪水。

在安东尼·斯威特的《绝色》一书中,我得知葛任被击中时所在的那家茶馆名叫怡香园。当时,整个中国大地暗杀成风,冰莹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一颗流弹,还是有人故意为之。不过,鉴于葛存道的被刺,胡安不能不有所警觉,于是有了送葛任赴日之举。

葛任到日本以后,稍事安顿,便给冰莹写来了一封信,盼着早日与她在日本相聚。《绝色》一书,收录了信中的一段文字:

华亭一别,已逾二旬。暂居日本友人川田家中,一切便当。所居之室,以木为板,离地尺许。窗牖开阖,如蝶翼般灵巧。君若在此,亦当满意。只因思君心切,常有涸辙之鲋之感。若能与君早日相逢于东瀛,则幸甚矣。

那时候,他哪能料到,等他再次见到冰莹的时候,冰莹竟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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