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与张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贾兰坡教授学术活动四十年庆典仪式上。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办公楼那条半明半暗的楼道里，他遇见了她。当时，她正和另外一个女生将一只巨大的花篮抬向小礼堂的会议室。曾山听见她说，我的鞋掉了。随后他就看到了那只鞋，在一只废纸篓的边上。她们将花篮搁下，她踮着脚来到了他的跟前。他看见窗外的樟树上覆盖着耀眼的阳光，他的心像是被一把锋利的刀片突然割了一下。
曾山留意到她的袜子是白色的。脚踝处绣着绿色的图案，一朵梅花，或者一颗草莓。她对他毫未在意，而曾山却从花篮里美人樱馥郁的香气中，辨别出了药棉的气息，并由此记住了她的脸。
后来，他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没再见到她。她的形象仿佛是一只南归途中的候鸟所投下的翅影，转眼之间便已消失不见。
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曾山副教授的身影频频出现在舞厅幽暗的灯光下，出现在礼仪小姐的训练课以及话剧团的彩排仪式上。他不时更换着吃饭的食堂，只是希望有机会再次遇见她。他发觉自己的行为颇有几分乖张，这种乖张之感仅仅来自于某一个午后的短短一瞥，来自于晦暗楼道中呆滞的空气和声息。他这样对自己说，即使能够再次遇见她，又能怎么样呢？他不知道。但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灵魂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他想看到她，看到她的脸，意识到她的存在。
寒假来临了。每一天都像通往天堂的道路一样漫长。他的记忆开始渐渐将她淡忘。只是在深夜被胃痛惊醒后，才会偶尔想起她来。第二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曾山给三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讲授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他刚一走进教室，却看见这个女孩就在他的教室里，坐在右边靠窗的第二排座位上。
“她就像一帖止疼剂。”
当天晚上，在学校后门的一个肮脏的小酒馆里，曾山向宋子衿描述说，“因为我一走进教室，我的胃立刻就不疼了。”
“只不过是疼痛改变了一下位置而已，”子衿说，“它转移到了心上。”曾山对师兄的话没有表示异议。他的目光痴騃地盯着酒店墙角的一只鱼缸，不时用手指轻轻弹敲着它。他告诉子衿，这些年来，他一直试着从滑稽可笑的生活中找到一些不那么滑稽的因素，或者像卡尔维诺说过的那样，从地狱中嗅到一丝天堂的芳香……
“你扯得太远了，”子衿说，“也许仅仅是你的错觉而已，你只要与她在一起待上一个礼拜，就会发现她俗不可耐。”
“大概它的确是一种错觉。”曾山说。
“还记得你当年怎么向我谈起你的妻子吗？现在又如何呢？爱情有一种一夜之间就会消失无影的恶习。”
曾山沉默不语，他们喝着酒，反复谈论着这件事。临走时，子衿突然问他：“你打算拿你的妻子怎么办？”
曾山与妻子结婚两年后，生了一个女孩，而他们的相识则要追溯到七八年前。当时，在江西九江的偏远小镇上，曾山在一所县办钢铁厂当锻工，她却在一所民办中学担任音乐教师。曾山在休息日去她那所中学的图书室看杂志，慢慢认识了她。后来，曾山约她出来散步，谈了三个小时的巴尔扎克，然后便在学校后面的一个黑黝黝的树林中做爱。没过多久，音乐教师便随着第一批返城知青回到了上海。曾山却命运未卜，留在原地苦苦等待。但她回城后并未就此抛下他，为了让曾山尽早返城，她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那点可怜的家庭背景，同时也耗尽了他们本来就十分稀薄的爱情资源。
曾山回到城里，等待着他的只是新婚之夜无休止的争吵。他们第一次看清了对方。他的妻子整整一个晚上都在不停地唠叨：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将他弄回上海，现在看来的确有些不值得。她这样说，只是想让曾山牢牢记住她为他作出的巨大牺牲，而曾山暂时还不知道如何偿还。
当时，我们的共和国在一夜之间就开了窍，它的臣民也已经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们的欲望毕竟不能为空洞的理想所喂饱。当他的妻子满脸酒气地从歌舞厅回来的时候，当她吼叫着将曾山赶往菜市场，在她一遍遍重复“我本来可以一走了之”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神都在明白无误地向他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我有权这么做。
曾山知道，她的确有权这么做，这是未来向过去索要的起码报酬。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曾山在办公楼遇见了张末。那天，他从学校的单人宿舍回到家中。他的妻子一边在厨房里洗菜，一边向他抱怨说，她已经受够了，如果曾山尚有一点自尊，他们最好明天一早就去法院离婚。曾山回答说，他明天上午还有课，离婚一事最好安排在下午。他这样说，自己也吓了一跳。他似乎感觉到，那个在办公楼遇见的抬着花篮的女孩已经暗中给了他有力的支持。他的喉头不禁一阵哽噎。他的妻子立刻就不吱声了。她手里捏着一个湿淋淋的洋葱，走进了卧室，出神地望着她的丈夫，那情景就像她不认识他似的。
接下来，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话，婚后的生活第一次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宁静。两个人都显得不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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