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在著名的新世纪大厦上。这座酱红色的标志性建筑坐落在城市的黄金地段，共三十七层，我居住在二十八层。二十八层是一个好高度，它为俯视生活提供了一个上佳视角。闲下来我就站到阳台上眺望远方，城市就在我的脚底下。人们在我的脚下以一种近乎古怪的方式行走，其余的便是汽车。数不尽的轮子终日在城市里飞奔。城市说到底只是一只和好的面团，随车轮的转动十分被动地向边角延伸。然而，我们的生活总是沿着某个中心才能延展的，新世纪大厦就是它的中心。它三十七层，我居住在二十八层。
新世纪大厦与其它建筑构成了我们这个城市最崭新的部分。这一带人的生活方式一直是这个城市的生存范本，这里的衣着、发式，尤其是生活用语总是新潮的，着着领先的。然而，是这座城市的古老地段养活了我。在这个文化古城的游览胜地，我的祖上有两处房产，它们加在一块也不足三十平米。不过那可是门面房。我把它们租给了两个客户，一处卖文房四宝、古玩钱币；一处则是玉器、银器、石器和陶器，都是些蒙老外的货。我曾亲眼看到一位精致的法国姑娘买了一只砚台，她付了一大把冤枉钱，兴高采烈地用汉语说：“耗！耗！（好）”听上去像一个大舌头的四川妞。看到这样生动的局面我就开心。
而我的体形十多年前就进入小康了。把房子租出去之后我就开始发胖。我的身高一米七一，体重却是一百九十。肉全摞在肚子上，站起来我就看不见脚了。一百九，我十年前的体重。这就是我的状况。我又胖又懒，我的幸福感就是能够心平气静地懒下来，没有事情挤压我，没有一样责任非我莫属。我不承担义务，当然也不享受权利，我只有一个要求，让我懒下去，没事的时候就长长肉。基于这样的要求，搬进新世纪大厦之后我对我的生活进行了全面改造。我买了一套新家档，电器全是日本货。有一点至关重要，它们必须带有遥控器，必须能够遥控。“摇控”能使生活的复杂性变得又简单又明了，抽象成真正的举手之劳。这不就是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么？
我坐在沙发里头，严格地说是陷在沙发里头，把遥控器排在香烟和茶杯的背后。我先把电视打开来，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然后是影碟机或录相机，找点乐趣。当然，我的音响是配套的，呈立体状，所有的声音不仅仅只从画面里出来，它像生活一样真实，有时还从我的侧面或背后悄然响起，最关键的是空调。我的身子虚，冷的时候怕冷，热的时候怕热。可是，整天把自己埋藏在空调里头这个问题实际上就解决了。上帝创造了四季，可是人类战胜了上帝，当然也就料理了季节，就像电视上所说的那样，“只要你拥有××牌空调，春天将永远陪伴着你。”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季，只要我的遥控器轻轻地“滋”一声，上帝就没办法了。不管上帝他老人家把春天藏在哪儿，我都能捉住它，五花大绑地放到我家的沙发上来。
一只电视遥控器、一只影碟遥控器、一只音响遥控器、一只空调遥控器，外加一部大哥大，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正关注着电视广告，盼望遥控电灯、遥控洗碗机、遥控安乐椅的面市。这一天会有的。遥控既然成了生活的大方向，我们的生活就只能让遥控器遥控，这里头没有选择，我们的生活只有这么一个向度。我们能利用遥控捉住春天，五花大绑地扭到沙发上来，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遥控？那样的幸福生活离我们已经不远了。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除了心跳和眨眼，什么也不用我们劳神了。
现在正是盛夏，除了下楼拿一趟晚报，我几乎全呆在二十八楼这个高度上。住进新世纪大厦之后我的体重又加重了近二十斤，我的体重已经二百一了。我发现我是一个吸了一点新鲜空气也要长点肥肉以示纪念的那种人。我知道肉长得太多不是好事情，但长肉就是我的生活，我无法对生活挑剔太多，我只能拿自己当一个机关干部，每天替自己的生活上班、执勤，一上班就坐到沙发里去，抽烟、遥控、同时长肉。其实这样不也很好么？我没法劝说自己不满意这种生活，而满意不就是生活的全部么？
搬家之后我曾经有过计划，选择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丰富丰富我的生活。比方说，我买了一大堆宣纸，写写字，借助于狼毛或羊毛的撇捺文化文化自己。可是不行，一两天尚可，长了就耗人了。任何事一长了就成了任务，这就累人。人家洋人不用毛笔，人家的日子不都是笔墨流畅的，也没有差到哪里去。我只好把宣纸全打发了，当手纸用了。顺便说一句，宣纸做手纸的感觉不错，就像电视上听说的那样，更干，更爽，更安心。
废掉写字的计划之后我又去中央商场买了一台脚踏器。我把它放在朝南的阳台上，它的玩法就像骑自行车，相当简单。我想说明一点，我玩脚踏器可不是为了减肥。减肥是骗人的，谁也别想骗我的钱。我只是想在家里找一点“在路上的感觉”。真正的“在路上”我不喜欢，所以我选择了脚踏器。我想说脚踏器实在是休闲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它让你既在路上又原地不动，真是妙极了。
有了在路上的切身体验，我的精神也随之放飞。我的精神像一只鸽子那样飞翔在城市的上空。我骑在脚踏器上，闭上眼，把自己想象在城市的上空，还带了哨音呢。然而，除了城市，我的想象力就无能为力了。我没有实地见过山、草地、森林、农田、戈壁、沙漠、海洋、丘陵、沼泽、湖泊。它们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些影视画面或印刷图案。我在天上飞，到了城市的边缘我的想象力就往回走了，飞不出去。我只能闭了眼睛沿着贫乏的想象力重新飞回阳台，然后，叹口气，从脚踏器上跨下来，一个星期之后我就中止了这个游戏。
说来说去最美妙的游戏还在女人身上。这恰恰不是我的长项。书上说男人和女人处在一起会发生某种离奇的化学反应，人们把那种化学晶体称作爱情。然而“爱情”这东西我是不指望的。爱情需要当事人首先具备一身的剑胆琴心，我只有肉，哪里有那种稀有物质？可是书上也说，在爱情之外还有一些附属物可供我们整理和发掘。比方说，艳遇，也称作遭遇激情或廊桥遗梦。艳遇有点接近于爱情了，这可是情场圣手的即兴演义呢。男女见了面，甫一对视便是玉宇生辉，上过床，一撒手又月白风清了。真是伴随满天闪电来，不带蛛丝马迹走，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哪里有这样敏捷的好身手。
爱情不容易，别的更不容易。在我看来世纪末的男女之事都可以称作爱情。说到底不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化学反应么，不是爱情又是什么？
这样一来遗弃在爱情之外的只有我。我不伤心。我对爱情里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还是很熟悉的。我做得少，然而看得多。我整天手执遥控，指挥各种肤色的男男女女到我家的电视屏幕上表演爱情。我非常爱看录相。说得专业一点，“黄色”录相或×级片。其实不管是什么影片，所谓功夫、动作、警匪、推理、言情、色情、战争、伦理——再怎么弄，总也逃不出男人（一个或×个）与女人（×个或一个）之间的颠鸾倒凤。“功夫”或“言情”，只不过是影片的三点式内衣。我们是一种火焰，在自我燃烧中自给自足，最后，终止于寂灭。除了录相带与影碟，我又能做什么？我只能陷在沙发里，一手执烟，一手持遥控器，在“倒带”和“慢放”之间重复那些温柔冲动与火爆画面。他们为一个肥胖的、寂寞的城市人重复了一千次。没有“爱情”，就这么看看，不也很好么？
这样的日子里我的体重又有了进展。因为长肉，我的胃口越发穷凶极恶，就像是1962年。有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做一只美国的卡通猫，先吃饭，后吃餐具，再吃桌椅沙发和羽绒被。在我的狼吞虎咽中白色的羽绒漫天纷飞。我真的是一只卡通猫，咀嚼与下咽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相信了哲学家的话：肥胖是寂寞时代的人体造形。我的身体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的厨房配备了灶具。当然，这些灶具利用的机会并不多。我几乎不动手做饭，总是让人送。偶尔下厨并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改善心情，属于没事找事的那种性质。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去了一趟菜场，我已经十七天不出楼了，开始静极思动了。我决定亲手买一回菜，亲手做一顿饭，过一天自食其力的好日子。由于肥胖，我的步履很缓慢，都像年迈的政治家了。我这样的人只适合在电梯里头直上直下的。我穿了一套真丝睡衣就下楼了。睡衣比我身体的门面更为宽大，我一抬腿真丝就产生了那种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的感觉。只有有钱人才能有这种持重的派头。我知道我很持重，体重在这儿呢。
我买了十斤猪肉，十只西红柿，十只黄瓜，外加一条鱼。鱼很新鲜，在我的塑料口袋里直打挺。这条鱼有点像我，头很小，可是肚皮很大，白花花的。鱼贩子没有找零，所以执意要为我开膛。我谢绝了。一个懒汉既然动手了，所有的环节都得自己来。我得回家去，一切都由自己动手。
但是我没有能够吃上这顿饭。是这条鱼闹的。我在厨房里把这条鱼摁在砧板上，批掉鳞，开膛扒掉内脏，抠去腮。当我把这样的一条鱼放进水桶的时候，它居然没有死。它在游，又安详又平静，腆了一只白花花的大肚皮。它空了，没有一张鳞片，没有一丝内脏，没有一片腮。就是这样一条鱼居然那样安详、那样目空一切，悠闲地摆动它的尾部。都像哲学大师了。我望着它，几乎快疯了。对它大吼了一声，它拐了一个弯，又游动了。它的眼睛一眨不眨，脸上没有委屈，没有疼痛，甚至没有将死的挣扎。我把它从水里捞上来，掼到地砖上，它跳了两下，于是死掉了。一个被扒去五脏六腑的生命何以能够如此休闲、如此雍容，实在是一种大恐怖。我没有吃这条鱼，把它扔了。我固执地认定，这个被扒空的东西是我。它不可能是鱼，只能是我，一定是我。
得找女人。我要结婚。
结婚广告发出去了，在晚报的中缝。广告的广告词是“红丝线”广告公司为我设计的，我很满意。广告曰：某男，在新世纪大厦有一百一十六平米的私宅，家有五只遥控器。体态华贵，态度雍容。有意者请与□□□□□□□（广告公司电话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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