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舅一直在搜寻那艘船，那艘1925年从清浦港湾驶出的日本“大和丸”。他认定是那艘命运之船，把他送上了一块真理的土地，使他找到了终生不渝的信仰。一直到死，大舅舅还挂记着那艘船，当生命的最后一线光亮在他眼瞳中闪动的时候，他还喃喃着：“汽笛响了，要……要开船了……”
大舅舅是十年前到我家来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清浦师院的教师，只是个刚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从学校回来，在家门口看见了他。是个初秋的傍晚，天色血红。他穿着一件搞不清是什么料子的旧西装，手提一只老式破皮箱，肩上斜背着个黄挎包，蹒跚着在我家门口张望，苍老疲惫的面孔被血红的天光照得很亮。我没想到他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以为是个问路的人，走到门口时，顺便问了声：“哎，找谁？”
他抬起满是白发的脑袋看了看我，迟疑了一下，又看了看我家的院门，极恭顺地哈着腰问我：“嘿嘿！同……同志，这……这里是解放路42号吗？”
我点了点头。
“咋……咋没门牌呀？”
“早锈掉了。”
“噢！噢！”他舒了口气，把那只破皮箱换到了另一只手上，努力地挺了挺佝偻着的单薄的身子，要往我家院门里走。
我拦住了他：“哎，哎，你找谁？”
他赔着笑脸，说出了我母亲的名字。
我很吃惊。
母亲和父亲听到动静出来了。母亲看到他就哭了，父亲讷讷无言地在一旁愣着。他却笑了，露出了一口残缺不全的牙齿，脸孔上的皱纹显得又多又深。
“到家了！到家了！”他说。
母亲也含着眼泪跟着说：“到家了！到家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舅。我母亲叫季伯华，他叫季伯舜。他比我母亲大二十二岁，1924年他从北京跑到清浦闹工潮时，我母亲还没出生；1925年他乘日本“大和丸”到苏联去时，我母亲还不到一岁。他当了托派，一生都不走运，尽坐牢，先坐国民党的牢，后坐日本人的牢，解放后又坐共产党的牢，直到最近政府特赦全部在押战犯时，才被一起放了出来。他一辈子没结过婚，出来后，无家可归，只好到我们家来。据父亲说，大舅舅释放后曾就自己的定居问题给其他舅舅、姨妈们写过信的，他们谁也不愿意接纳，大舅舅在安徽一个靠近劳改农场的小镇上滞留了整整五十六天。
那日的晚餐很丰盛，还有酒，大舅舅却不喝，他只顾说话，时而中国，时而苏联，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而列·达·托洛茨基，冷不丁还讲几句俄语。
吃过晚饭后，大舅舅和我一起到阁楼上睡觉。阁楼上放了两张床，他一张，我一张。他却不睡，推开窗子，望着窗外淡远而朦胧的水色问我：“是海吗？”
我说：“不是，是湖，东平湖。”
大舅舅叹息了一声，点了点灰白的脑袋说：“怪不得这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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