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刷房屋，其乐无穷
积极分子，其乐无穷
信任与期待工作干部，其乐无穷
像解放后伊犁地区的其他居民一样，对于阿卜都热合曼，粉刷房屋是他们最喜爱的一项家务劳动了。每年刷两次或者至少一次房屋，这是风俗、是制度，也是享受、是文明和休息。因为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的新生活，粉刷过的，洁白的或者多数是淡蓝色的墙壁，更能从中显示出生活的明亮、清洁和美好。也因为他们热情好客，而暗淡的房屋，污浊的环境，肮脏的院落都将是主人的可耻的失礼。所以，当热合曼在头一天晚上把四清工作队的同志即将到来（他毫不怀疑工作同志将在他家下榻）的喜讯告诉了老伴伊塔汗以后，这个低矮的、撅着美丽的花白胡须的老汉和他的虽然满脸纹褶，却依然保持着少女一样的身材的匀称和挺直的老伴，做出的“关于迎接社教工作队的几项决定”中的第一项便是，第二天一早刷房。
阿卜都热合曼起了个大早，那时，不过刚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小窗洞外的微光。他喜气洋洋地又是性急地囔囔着，叫醒了、催促着还睁不开眼睛的伊塔汗和十三岁的孙子塔西。当伊塔汗在晨曦中挤牛奶和准备茶食，塔西挑水和扫院子的当儿，热合曼已经独自把两间正房和一间耳房里的差不多所有的东西搬运到了室外。茶好了，伊塔汗招呼热合曼吃东西。这时，老汉正兴冲冲地在雪地上抖毡子去尘。维吾尔人的生活方式是室内除了炉灶和灶前烧火的一点地方以外全铺上席子，席子上铺上毡子（有钱人就是地毯了），一切活动包括吃饭，睡觉，谈话都在毡子上进行，毡子起着桌椅板凳和床铺的作用。一般人家虽都有条案和个把单人床，主要是为了放东西用的。有炕桌，可以在炕桌上进食，也可以把放餐食餐具用的布单直接铺在毡子上用饭。做饭也是在毡子上进行的，把一块土造大布制作的苏普尔——擀面单展开铺在毡子上，这块大布便起着面案的作用。揉制馕饼、馒头是在这块苏普尔上。擀面皮也是在这块苏普尔上，只需用一个窄窄的木板做面板，留出擀面杖擀动的一点余地，换轴或者擀好以后，就把面皮在这块苏普尔上张开。做完饭，把苏普尔一包，连同剩余的干面粉、酵面等，全都包在苏普尔里。这么多活动都在毡子上，但是人们在毡子上除去睡眠以外不论搞什么都不脱掉鞋靴，包括招待客人时铺在毡子上的绸缎面子的褥子，客人踩在上面或坐在上面的时候，也是穿着靴鞋的。有些汉族同志不了解这一点，生怕踩脏了人家的毡子褥子，进到维吾尔人家里连忙脱鞋，往往弄巧成拙。其实，维吾尔人对你鞋上的尘沙远远不像对你露出脚袜、散发出某种气味那样反感。
作者常常放下正在发展的情节而搞些民俗学的夹注，艺术的得失自可商榷，但它决非自然主义的琐屑。维吾尔是一个民族，有它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独特性往往主要并不表现为某种奇闻或连篇累牍的谚语，而贯穿于它的全部的、每日每时的生活，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地理条件、生产水平的表现，并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心理和文化。以毡子为例，它反映了当地当时条件下简朴、舒适因而是最合理的生活方式，它保留着汉族古代席地而坐，“割席”绝交的生活某些特点，并与现代的日本与朝鲜的“榻榻米”堪可匹配。维吾尔人的好客也表现在他们的毡子的作用上。做客要坐在毡子上，坐在毡子上也就能够方便地吃饭直至睡觉了。也就是说，做客而不吃饭、不过夜是无法想象能够通过的。客人和主人，男女老幼，大家都睡在一条毡子上，这就不发生床铺不够的问题，以及如此这般艾来白来的联想和启示等等。
现在回到热合曼和他的毡子上来吧。
平时，毡子吸饱了主人和客人靴鞋上的尘土，隔一段时期，靠抖毡子去尘，这当然是一件很不轻松的工作。毡子很大，四米多长，三米宽，当然也很重。热合曼摆出一副搏斗的姿势，他两腿劈开，腰背前倾，两臂伸张，抓住毡子的两个角，用力上下抖动，掀起了羊毛毡子的波浪，霎时间毡子好像也获得了生命，用自己的强劲的振动摇撼着，扯拽着老汉的身躯和臂膀。刺激着，挑逗着老汉使出更大的气力。而随着老汉的加力，毡子在热合曼的心目中变成了传说中的妖龙，它也加倍躁怒地发起威风来，冲腾着，拉扯着，似乎在向人挑战，要把人摔倒，同时还吐出了弥天盖地的，呛人的尘土。老汉来劲儿了，脸红了，他更加勇猛和奋不顾身地展开了同妖龙的搏斗，终于，摸到了妖龙的脾气，手臂的起落渐渐与毡子的振频合拍，妖龙似乎开始认输了、驯服了，按照人的意志而起伏舞动，尘烟也越来越稀薄、消散了。最后，打干净了的毡子，这被制服的妖龙垂头丧气地耷拉在雪上，再服服帖帖地被卷折在热合曼的脚下。热合曼老汉以一种得胜的姿态和庆功的情绪拍打着自己身上、脸上、眉毛和胡须上、帽子上的尘土。这时，他才听见了伊塔汗或许是第十一次的召唤：
“喝茶了！”
小小的方桌摆在因为撤去了毡子而露出来了苇席和用牛粪和泥抹得光光的土地上。热合曼坐在里手，塔西坐在对面，伊塔汗靠着炉灶坐在一侧。桌子已经破旧，四角包着铁皮。由于四条腿不在一个平面上，为了放稳还在一条腿下垫了一个木片。桌子是土改时分得的果实，至今阿卜都热合曼舍不得丢掉它。桌面上放着一个比一个手鼓还要大的白面馕，白面馕上放着几块掰开了的，掺合着香甜橙红的南瓜丝的玉米粉馕块。在桌子与锅台上的一个崭新的、乳黄色的搪瓷罐里，飘着油珠和朵朵白云一样的奶皮子的奶茶，正冒出热腾腾的香气。伊塔汗抓起一把盐，放在葫芦瓢里，再把瓢放在茶水里绕着圈搅动着。然后，她拿起三个一色的画有蓝草和樱桃图饰的又大又厚又重的细瓷碗，按照年龄顺序，依次给热合曼和塔西倒茶。热合曼是一家之主，他的茶盛得最满，奶皮子也最多。其次是小孙子。至于她自己，谦逊地放在最后，虽然很可能她喝得最多。这是饮茶、早点，也是这个家庭的例行的提问、讨论、学习和上课的时刻。阿卜都热合曼已经六十有余，但是他旺盛的求知欲，他的对于新鲜事物的兴趣和追求，究根究底地去弄清和掌握这些事物的急迫愿望，确实超过了许多年轻人。由于在旧社会，他没有可能求学，他贮存了、积压了不知多少问题在肚里。而今新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无比地打开了他的眼界的同时又提出了那么多新的课题。所以，每次喝茶的时候他都有问不完的问题要提出来请求讲解，寻找答案。如果桌边没有更有学问的人，小孙子塔西便是他的常任教师。从越南的战事到巴拿马运河和美国黑人的斗争，从秋天树叶子为什么变黄到塑料制品的原料，从飞机为什么能在天上飞到世界各洲、各国和各民族的概况，包括时事、政治、天文、地理、哲学、经济，他都要问。五八年州党校一位政治经济学的讲师在这里搞社会调查，在热合曼家吃饭，热合曼提出了那么多关于货币、流通、供求关系的问题，讲师开始只作一些浮皮潦草的、应付事式地解说，紧接着老汉又提出一些新的疑难，不但说明他完全理解了讲师的解说，而且说明了他考虑问题是如何深刻，他往往一下抓住要害，讲师大为惊叹，当他知道老汉不识字后就更加佩服，回党校后他曾建议党委点名调阿卜都热合曼去理论教员训练班学习，只是因为热合曼确实年岁太大了才没成为事实。
还有一次塔西在饭桌旁说：“今天老师给我们开始讲语法了。”“什么叫语法？”热合曼连忙问道。“就是一句话分主语，谓语和宾语。”塔西答。热合曼马上下令塔西在餐桌边给他讲了一节四十五分钟的语法课。“说话还有学问哩，真有意思。”老汉听得津津有味。伊塔汗埋怨茶凉了，埋怨老汉耽误了割草。老汉挥手说：“别唠叨了！再唠叨，就要拿你当宾语，拿打当谓语了。”
当然，这只是一次语法造句。事实上，四十年来，热合曼最喜欢举拳头，却从来没有向伊塔汗哪怕是戳过一根指头。
这个早晨，伴随着喝茶的课程科目，被阿卜都热合曼规定为：“汉语。”
阿卜都热合曼一面把馕掰碎泡到茶里，一面说道：
“社教工作队的同志就要来了。有几个同志要住在咱们家里，其中，少不了有汉族同志。过去咱们会说的那几句汉话：好吗？吃饭。坐下。来。谢谢。太不够用了。听见了吗，老婆子？现在，让塔西再教咱们几句。塔西，当汉族同志初来咱们家，有些拘束，有些害羞，给他端上饭他又不好意思吃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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