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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与金三角毗邻的云南边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他们中间，有狂热的红卫兵、干部子弟、造反派，有权力场的失意者，站错队，划错线的保守派、走资派子女，也有被打入另册抬不起头来的“黑五类”、剥削阶级子女等等，当然随波逐流的广大平民子女是大多数。毋庸置疑，那是个与压抑、绝望、躁动和贫困为伍的年代，我本人作为一名背负家庭十字架的初中生，曾经不可避免地加入放逐者的大军，成为这场轰轰烈烈又悲怆失落的中国二十世纪新青年运动的历史见证人。
在我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曾经耳闻目睹不下数十起知青越境事件，这些年轻的逃亡者或公开参加缅共，或神秘失踪异国，总之他们中的多数人跨过国界一去不复返。1991年我写作《中国知青梦》，曾经大量查阅知青档案，追踪和调查有关当事人。据一位当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干部回忆说，仅他任职期间，这类事件所涉及知青人数，“……大约有几千人吧。”他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会儿又补充道：“也许还多一些，后来回来一些人，总之弄不太清楚。”
当时云南有兵团知青和地方插队知青之分，插队知青人数更多，无人管束，他们是这类外逃和越境事件的主要制造者。一位曾经有过此类经历的知青作家在回忆文章中说：仅1969年6月，就有六百多名(插队)知青越过边境参加缅共。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金三角并且一去不回，成为这场青春大逃亡运动的牺牲品和冒险者，未见档案数字记载。有人保守估计为七八千人，有人说应为上万人，也有人认为除去部分陆续返回国内，留在境外的实际人数不会超过数千人。
1998年我只身进入金三角，寻找这些逃亡知青的命运轨迹是我采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与其说关注知青下落，不如说重新回首青春岁月，关注自己的人生走向，要是当年我的流浪生活没有及时回头，我现在会在哪里呢？我会成为作家吗？
金三角采访千头万绪，无数困难和障碍像高墙一样包围我，令我疲于奔命。最初一段时间，我居然没有打听到一个知青的下落。问了许多当地人，他们都茫然地摇头，那种困惑的眼神，好像我在打听外星人。
但是我依然不肯放弃。
我相信这些俱往矣的老知青，如同零落成泥的花瓣，他们中间有的活着，或者生如草芥，默默无闻，或者被当地人同化，成为土著。当然许多人已经变成冰凉的墓碑，孤独的魂魄游荡在历史岁月的深处，还有的不知所终，不知所往，变成当地人口中一段传奇故事。在异国他乡，这些一度发着政治高烧和狂热迷乱的中国知青像外来的种子，被金三角土地所包容，所吸纳，所接受，一切与自然生存法则相悖的偏见、信仰、理论、乌托邦很快烟消云散，残酷的丛林社会露出真面目。金三角就是金三角，好比狼就是狼，如果你不能变成一头狼，你就将被狼群吃掉。
我渴望走进这个未知的知青世界，渴望在这里重新认识许多同龄人，他们在那个扭曲的年代走进国境另一端，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些知青续写的人生篇章究竟是什么内容？天使，还是魔鬼？人性，还是兽性？血祭沃土，还是魂断异域？总之在金三角这个充斥着毒品、战争、贫困和杀戮的舞台上，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将演出一幕幕生生死死的精彩人生大剧。
这是中国知青史上鲜为人知的特殊插曲。
2
结束勐萨之行回到美斯乐，我的石英手表在关键时刻出了一点问题，它一天只工作几小时，有点磨磨蹭蹭消极怠工的意思。旅店老板是个华人女孩，二十多岁，却精明能干，她热心指点我到村子拐角一个钟表匠那里给他看看。
钟表匠是个性格孤僻的人，他不喜欢说话，看上去面容枯黄，腰背佝偻，好像一阵风也能把他刮倒。我猜想他该有六十岁出头吧，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杂乱，即使染过仍然掩盖不住刺眼的白发。在金三角，戴眼镜的人比较稀罕，不像在城市里，所以我猜想他应该有一些文化。他表情冷漠地同一个修手表的村民说着泰语，那人扔下二十铢钱，他装进衣兜又埋头工作。我站在一旁看他修表，很快我发现他衣着古怪，趿一双当地人的夹趾拖鞋，肥大短裤，上身却穿一件老式蓝布中山装，衣领扣得紧紧的。这种四个兜很严肃的中山装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几乎绝了版，成为历史文物。我的青年时代基本上就是被这种面孔呆板的制服包装过来的，所以当我一眼看见中山装，禁不住内心尘土飞扬，就像我爷爷看见长袍马褂的心情。
我想，这里是金三角，居然有人穿中山装。其实想想也不奇怪，都是汉人，炎黄子孙，中山装顾名思义是孙中山倡导的服装，因此也就表示理解。那人对我的普通话不置一词，但是我从他的表情上明白他听懂了。手表换上一块液晶电池就修好了，我问他多少钱，他生硬地向我伸出两根指头，我付他二十铢泰币。
这天中午，向导小米满头雨水，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他母亲偶然提起，从前美斯乐确有许多大陆学生，后来陆续都离开了，但是有个教书先生一直留在村子里。小米母亲在学校门口卖了十几年米粉，知道一点先生来历。我禁不住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一个老知青！我相信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针，找到一条线索，就一定能找到十个、一百个知青下落。
老知青住在山脚一片低矮的棚户区，与村里那些大院豪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家基本上就是一间用竹子篱笆围起来的铁皮棚屋。当地人说住这种棚屋的人多是近年从缅甸老挝非法越境的难民，替人打工度日，像农村进城的打工仔。而当年的国民党残军官兵，现在个个根深叶茂，财大气粗者不乏其人。我想不出这位老兄怎么混的，落到如此境地？
一个男人应声从黑黝黝的棚屋里走出来，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位老兄就是上午我见过的修表匠，名字叫焦昆。
焦昆对我这个远道而来的知青战友反应冷淡，如果仅以外表，你完全无法把他同当地山民区别开来。我感觉他像块石头瓦片，生硬，冷漠，麻木不仁，毫无热情，我在他家呆了两小时，总算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焦昆确实是老知青，昆明人，与我同属一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临走留给他一本书，就是曾经在知青中引起轰动的《中国知青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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