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杂谈

作者:张中行

上一节《藕断丝连》中说到:“有的写法,念,一听就顺溜,或相反,一听就别扭。”那主要是从思路方面说的。同样的思路,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语句;不同的语句,由念和听时顺不顺这个角度看,价值有相等的可能,也有很不相等的可能。很不相等的情况是:同样的意思,这样写,顺溜,那样写,别扭。这顺溜和别扭,主要是表达方面的问题。作文,遣词造句,当然要尽力求顺溜,避免别扭。念着、听着顺溜,不别扭,是表达方面的一个境界,能否达到或接近此境界,尺度是念和听时的感受,就是通常说的“顺口”(从念的方面说)和“悦耳”(从听的方面说)。

这里把顺口和悦耳看作一回事,还需要给“顺口”加上一点点限制。记得多年以前,一个弟弟行辈的同乡考官费学校,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乡”,交卷后同我说,他作得很得意。我问他怎么写的,他说开头是:“我的家乡,住在一个村庄,虽然没有良田千顷,却也不少斗米斗粮。……”念了一段,问我的意见,我说:“这种通篇凑韵顺口溜的写法,评卷的人也许未必欣赏。”后来出榜,果然名落孙山。这位同乡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很少读书,即俗话所说肚子里没有墨水,而又想出奇制胜。照常例应该散行的文章用韵确是奇,可惜他不知道这顺口溜的奇给人的印象是不典重,不雅驯。言归正传,本篇所谓顺口,是指读时轻快流利,不磕磕绊绊,而不是顺口溜。这样,顺口和悦耳就可以看作一回事了。

轻快流利好,或说顺口、悦耳好,这是不是不需要证明的自明之理呢?自然不是。相反的主张或作风也很有一些。(1)有时候故意生涩一下,以表现沉郁的意境,或者使轻快流利的步伐略有变化,如韩愈《送董邵南序》的“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属于前者,张岱《西湖七月半》的“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属于后者。这类歪打正着的写法是有所为而发,要另眼看待。(2)有意地通篇生涩,以难读难解显奇警的也有,如唐朝的樊宗师,所作《绛守居园池记》,甚至连断句也很难。幸而这样的人很少,可以不多计较。(3)以生涩为高,文学史上还可以成为流派,如明朝晚期的竟陵派,他们的所求正是念着、听着都别扭。办法是文笔不走熟路,如偏偏把名词用作动词,习惯的语句次序甲乙丙,偏偏说成乙甲丙或丙乙甲。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是这派的典型作品,有北京古籍出版社新印本,如果想尝尝别扭的滋味,可以找来看看。(4)现代的,像竟陵派那样故意求别扭的大概没有了,可是设想“文”应该是文,应该写得端重曲折,比喻说,像演员演出那样,涂脂抹粉,扭扭捏捏的,或直说是文诌诌,不像“话”的,还是随处可见。设想,程度有深浅之分。深的,背后可能有系统的理论为后盾,这就成为顺口和悦耳的反对派,或者以为顺口和悦耳应该指另一种内容。浅的,因为耳濡目染大多是这个调调,于是以为,既然写在纸上成为文,就应该是这个调调。不管是深的还是浅的,在对顺口和悦耳的态度方面都可以算作一派。本节所说是推崇顺口和悦耳的,道不同,安于不相为谋不是辨明是非的办法。如何辨明,留到下面说。(5)也是现代的,我的经验,是少数人,知道轻快流利、鲜明如话是个好文风,可是拿起笔,笔偏偏不听话,左修右饰,写出来还是那个沉闷冗长、磕磕绊绊的调调,也就是不能顺口和悦耳。

以上所举五种并不都是顺口和悦耳的反对派。第(5)种不用说,只是望道而未之见。就是第(3)种,他们大概也会说,照他们那样写,顺口或者谈不上,但他们听来却是悦耳的。第(4)种呢,也总不至于公然认为顺口和悦耳不好吧?所以,平心而论,他们的看法大致是:(1)模糊一些的,下笔成文,顺口、悦耳与否无所谓,也就是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2)清晰一些的,认为文诌诌,不像话,同样可以顺口和悦耳。这样,争论就由应否顺口和悦耳转移到,怎么样的语句才能顺口和悦耳。说得明显一些是:是文诌诌的风格顺口、悦耳呢,还是像话的风格顺口、悦耳呢?

我个人是推重像话的文风的,至于理由,前面《辞达而已矣》和《言文距离》两节里已经谈了不少,不必重复。这里从反面说一点意思,算作补充。(1)顺口的“口”,悦耳的“耳”,显然是就“话”说的,因而可以说,“顺”和“悦”是话的天下,你想要顺和悦,就不能不向话靠拢。只举一个例,两个人都住在临街的房子里,有人问他们:“你们的住处安静吗?”甲答:“濒临大街,怎么安静!”乙答:“紧靠着大街,怎么安静!”“濒临”是文诌诌,不像话,不管别人感觉如何,我总觉得不如“紧靠着”顺口、悦耳。(2)文,流行的是长句子多,这就难于轻快流利,也就不容易顺口和悦耳。(3)文,话里罕用的句式多,这也容易使读者感到生硬别扭。

其实,五四以后,写文要像话的主张,至少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大家都首肯的。问题在于实行。不能行有多种原因,前面《言文距离》一节已经谈过。这里只说一点点,是事实是文经常不能甚至不愿意跟着话走。这有如淘气的孩子随着大人逛公园,总是离开大路,向这边去看花,向那边去爬树。这也难怪,因为两旁总会有引诱之物。引诱文离开话的力量很有一些,就近几十年说,比较强大的有理论文字,有译文和准译文,都句子长,搀合外国味,格调沉重而板滞。这样的文章量很多,力量很大,一般执笔为文的人自然照猫画虎,总之是积习难改。有人也许会引西方某哲学家的怪论为理由,说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就是说,文离开话是势所必然,也不坏。我却有个相反的想法,或说希望,是文向话靠拢并非不可能,并非不好。就说长句子吧,先秦诸子写理论文字,句子并不长;严复译了许多西方名著,句子也不长。自然,我也承认,言文重合,就某些内容说,相当难,也不必要。这里大事化小,我只想说明一点:写成文章,不管是谁念谁听,顺口和悦耳都是个应该寤寐以求的境界,而达到此境界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向话靠拢,重合做不到,接近也好。

向话靠拢是个原则;办法难免还有超出原则的。以下说办法,也就是作文,求顺口和悦耳,在表达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一)尽量少用多见于书面、少见甚至不见于口语的词句(包括译文式的)。理由用不着说,因为念着、听着都生僻,就既不顺口,又不悦耳。但这里需要略加解释,就是这个要求有时候要容许例外。这主要指两种情况:(1)表达某种非常识的内容,如新而深的科学知识,口语无能为力,那就不能不容许例外。(2)有时候,书面语里出现一些不见于口语的表达方式,有概括、严密、细致等优点,就语言应求丰富说,这是口语应该吸收的,当然也要容许例外。

附带谈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就是可以不可以搀用文言成分。这个问题很复杂,常常要因人或因场合而异。原则是可以入话的,入文也不妨碍顺口和悦耳。可是话,因人而不同,因场合而不同,比如交谈的是两位很熟悉古典的人,话里就难免出现“不亦乐乎”、“未之有也”之类,如果交谈的是两位青少年就不会这样。那么,如果执笔的是这两位熟悉古典的人,是不是可以把“不亦乐乎”、“未之有也”照说时那样写到文里呢?机械地规定是难的。我的意见,原则可以看人下菜碟:如果读者是一般人,那就一般人看来、听来不很生僻的文言词语可以放进去,过于生僻的最好不用。有的人希望白话能够统一天下,甚至主张成语(文气太重或典故性的)也最好不用,这恐怕未必合适,——自然也办不到,因为成语已经成为现代语词汇的一部分,在话中扎了根。这里无妨用一句像是相当模棱的话总括一下,算作结论,是:凡是放在话里不生硬,念着、听着也协调的文言成分,写在文里也未尝不可。

(二)尽量多用短句,少用长句。短句多是话的特点。流行的文恰好相反,多有拉不断扯不断的长句。长句多,念着、听着沉闷,不干净利落,因而不能顺口和悦耳。习惯用长句写,改为用短句,不很容易。办法是学“话”;更重要的是改变认识,知道像话比不像话好。

(三)尽量求句式多变化,避免千篇一律。句式,由不同的角度可以分为不同的若干类,一类句式(尤其冗长的)连续用,如常见的“这提出了……问题,阐明了……主张,揭示了……内幕,批判了……观点,开创了……一页”,念着、听着都板滞沉闷,不能顺口、悦耳。

(四)间或注意一点声律。这在古典作品中是常见的,诗词且不说,只说散文,如“山高(平声)月小(仄声)”是当句先平后仄(两个音节是一个单位,以后一个为主),“西望夏口(仄声),东望武昌(平声)”是两句末尾先仄后平。这样声音的对称变化可以产生顺口、悦耳的效果,能不能移用于现代语呢?我想是可以的,比如不久前看电视,一位女解说员介绍元宵节灯会的热闹,其中有“人欢年丰(平平平平)”的说法,这换成“人乐年丰(平仄平平)”不是好听得多吗?声律的讲究自然不只是平仄对称,这里不能多说。有人也许会说,用现代语写文章,讲究声律,要求也许太奢了吧?其实不是这样。现代语同样离不开声音,那就一切有关声律的规律,即声音怎样安排就好听,怎样安排就不好听,应该同样适用。自然,这很琐细,甚至近于微妙,知,不很容易,行所无事就更难。不过,知道有这么回事,由注意体会而用力实行,渐渐趋向于运用自如还是可能的。如果能这样,则文章的表达方面可以更上一层,这等于锦上添了花,不是很好吗?

(五)写完,自己念念,听听,有不顺口、不悦耳的地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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