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和我

作者:林太乙

父亲在一九六五年,他七十岁时回台北定居,主要的理由是他对台北有一种亲切之感。他在美国、欧洲住了三十多年,有一次到台北访问,听见人们讲闽南话,非常高兴。他说:“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电影戏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说出闽南话,坐既定,隔座观客,又不期然说吾闽土音。既出院,两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装白衣红裙,在街中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他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

我们漳州民间,穷苦者什之一,富户劣绅亦什之一,大半耕者有其田。但是生活水准,教育普遍自不如今日之台湾。由是,每每因乡语之魔力使我疑置身故乡之时,又觉骇异二事。一、这些乡民忽然都识字,而且个个国语讲得非常纯正,这不是做梦吗?又路上行人,男男女女,一切洋装、村装妇女,我所疑为漳州妇女的,又个个打扮得那样漂亮,红红绿绿,可喜娘儿一般,与吾乡少时所见不同,由是给我一种恍然隔绝人世可遇而不可求的美梦。”

父亲对台北的亲切感使他决定回来定居,双亲是在阳明山租了一幢房子住。后来,蒋介石表示要为他们建筑一幢房子,父亲接受了。这是他生平惟一一次接受官方的恩惠,蒋介石并且请他任考试院副院长,父亲婉辞了。

父亲的房屋位在阳明山仰德大道。房屋是他自己设计的,沿着大道有一堵白色的围墙,中间有一扇红色的大门,踱过精致的花园,穿过雕花的铁门,是个小院子,院子中有树,有个小鱼池。房屋右边是书房卧房,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面对绿色的山景。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

父亲在台北的日子过得很快乐,他忙着写作,为“中央社”写的专栏名为“无所不谈”。

原来,一九六四年秋,马星野先生在巴拿马担任“大使”五年之后,受命出任“中央通讯社”社长。十一月中旬,他自巴拿马返台,路过纽约。某一晚上,在宴席上,他向父亲提出请他为“中央社”写专栏。父亲允予考虑。他自一九三六年赴美专著英文书籍,中文写作此调不弹已三十年。现在有机会复操旧业,他“不免见猎心喜,欣然答应”。马氏从台北写信给他说,专栏内容,无所不谈,没有限制。父亲即以“无所不谈”四字做专栏的称呼。他在该栏第一篇“新春试笔”中说:“承星野兄之好意,嘱我撰稿。政治既不足谈,惟谈文艺思想山川人物罢了。我居国外,凡三十年,不教书,不演讲,不应酬,不投刺,惟与文房四宝为老伴,朝于斯,夕于斯,乐此不疲,三十年如一日。星野兄叫我拥重兵,征西域,必谢不敏。叫我挥秃笔,写我心中所得,以与国内学者共之,则当勉强。”

此专栏自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开始发稿,每月四篇。在台湾,有十三家报纸订户,在国外,有港、菲、泰、美洲(纽约、旧金山、多伦多)等十二家报纸订用,同时刊出。“无所不谈”的读者,当在五百万人左右。父亲一共写了一百八十多篇。后来,台湾文星书店汇编出版,为第一第二两集。(一九七四年,开明书店出版《无所不谈》单行本。)下集中,父亲有篇自序,说:“这些文章,第一部分是主张‘温情主义’,反对宋明理学。希望大家能明孔孟并非程朱,程朱也并非孔孟。又一部分,是讲读书的旨趣,及正当方法。大部分,是比较轻松幽默的文字,这种文字,庄谐并出,台湾还没有人敢写。”

一九六九年,父亲继罗家伦为台湾笔会会长。次年六月,亚洲作家第三次大会由中国主办,在台北召开。身为笔会会长,父亲身当其冲,责任艰巨。事务由王蓝、殷张兰熙、姚朋负责处理。参加会议的国家和地区有十八个,出席代表一百三十多人,大多是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

父亲代表东道主致开幕词,他说:“这是一个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但也不必忧愁。一个怀疑自己的文化,绝不能继续存在。”他希望亚洲的作家要“分辨永恒的真理与短暂的时间,存古创新,坚定地站在人性的基础上,抵抗各种邪说的狂风。”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中,日本代表佐藤亮一就翻译问题发言。这位翻译过一百本书的名教授曾将父亲的《京华烟云》等作品译为日文,他赞美父亲的作品“优美绝伦”。他说,他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不免为同情书中主角的悲惨命运而泪随笔下。

同年,七月底至八月初,国际笔会第三十七届大会在汉城召开。父亲是韩国笔会所邀请的贵宾,韩国各大报几乎都把父亲到达的新闻刊在第一版。父亲在国内数十年前有“幽默大师”之名,这次大会的主题:“论文学中的幽默”,好像是为他而设的。在他演讲结束之后,掌声如雷。作家姚朋(彭歌)回忆说,当时他想我们文坛上,作家能为世界各国人士所敬慕的,恐怕只有一个林语堂了!

父亲在阳明山居住的岁月,更为香港中文大学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一九六五年底父母亲到香港来看我们时,就与中大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终生的抱负,即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一八九二年翟理斯(HerbertA.Glles)编的《汉英词典》(“Chinese-EnglishDictionary”),以及一九三二年麦氏(R.H.Mathews)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Mathews,Chinese-EnglishDictionary”)。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一九六七年春,父亲受聘为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资料的收集、查核、抄写等工作,由一小组人员在台北担任。

在台北双城街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有马骥伸、黄肇珩,他们担任收集资料、查核,后来添了陈石孚,他在英文方面有所贡献。

父亲认为编词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寻发真理,自有其乐。”事实上,这分工作的庞大艰难,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他拟了词典的蓝图,即编辑体例的概念,与马骥伸、黄肇珩商量,要他们仔细研究,提出意见。最初六个月,大概都花在体例问题上,父亲不惮繁琐,一再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了“大样”。这时,编辑小组开始试稿。他们帮父亲选择中文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这一切作好之后,把稿子交给父亲,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

每天七八个,甚至十个、十二个小时,他都坐在书桌前,用手写出每个字和每个词句的英文意义。这种繁重的工作成年累月地进行。凡在草稿中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偶尔触发灵感,想到佳妙词语,他便拨电话问办公室的同仁,是否已采录。译到得心应手,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供大家共赏。所有原稿自始至终他都一一过目、修改,并且一校再校。

工作虽然忙碌,但日子也过得很快乐。家里有佣人,母亲不必再自己操劳家务。早上有人挑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竹笋来卖,中午杀一只鸡炖汤吃,那是几十年来没有尝到的美味!进城吧,到圆环去吃蚵仔煎、炒米粉,或是去“一条龙”吃饺子。要不然换换气氛,到统一大饭店的咖啡室饮一杯咖啡,吃一块奶油蛋糕。

他也喜欢逛街,有一回他跨进五金店的门,买了一把锤子、一圈铜丝,和不少可用而不必要用的钢铁器物,原因很简单,起初倒无意要买什么。可是店主是一口真正的龙溪话,普通的闽南话,都有多少县分的腔调不同,生为龙溪人,听到真正的故乡的音调,难免觉得特别的温情。他们一谈谈到漳州的东门,又谈到江东大石桥,又谈到漳州的碱水桃、鲜牛奶,不觉一片儿时的欢欣喜乐,一齐涌上心头。谁无故乡情,怎么可以不买点东西空手走出去?于是他们做一段小交易,拿了一大捆东西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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