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开始筹备，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招股筹备期间的办事处，设在南市阜民路周全平的家里。那是一座两上两下上海弄堂式的房屋，不过却没有弄堂而是临街的。全平的家人住在楼下的统厢房，另外再租了楼上的亭子间。那里就是出版部的筹备处。同时也是《洪水》半月刊的编辑部。在这间亭子间里，沿墙铺了两张床，成直角形，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全平的。窗口设了一张双人用的写字台，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地方了。
上海南市的老式弄堂房屋，即使是亭子间，也有四扇玻璃窗，对着大天井。另外一面的墙上还有一扇开在后面人家屋脊上的小窗口，因此十分轩朗，不似一般亭子间的阴暗。不过当时白昼在家的时间并不多，总是在外边跑，大部分的工作总是在灯下的深夜里进行的。
我那时还是美术学校的学生，本来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叔父家里（最初的创造社和郭先生的家，都在这同一个弄堂内），为了要参加《洪水》编辑部的工作，这才搬来同全平一起住。白天到学校去上课，中午在学校附近的山东小面馆里吃一碗肉丝汤面或是阳春面当午膳，傍晚才回来，在全平家里吃晚饭。不过，我那时的兴趣已经在变了。虽然每天照旧到学校上课，事实上画的已经很少，即使人体写生也不大感到兴趣，总是在课室里转一转，就躲到学校的图书馆去看书或是写小说。
那时上海美专已有了新校舍，设在西门斜桥路。虽说是新校舍，除了一座两层的新课室以外，其余都是就什么公所的丙舍来改建的。这本来是寄厝棺材的地方，所以始终有一点阴暗之感。图书馆有一长排落地长窗，我至今仍怀疑这可能就是丙舍的原有设备，里面设了桌椅，有一个管理员。书当然不会多，来看书的学生更少。我就是在这么一个冷清清的地方，每天贪婪的读着能够到手的新文艺出版物，有时更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
当时的上海美专真不愧是“艺术学府”，学生来不来上课，是没有人过问的，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只要到了学期终结时能缴得出学校规定的那几幅作品，平时根本不来上课也没有关系。不过，学费自然是要按期缴的，可是我后来连这个也获得了豁免的便利，因为我的“文名”已经高于“画名”，就是校长开展览会，也要找我写画评了。
当时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白天到美术学校去作画、看书和写文章，晚上回到那间亭子间内，同全平对坐着，在灯下校阅《洪水》的校样，拆阅各地寄来的响应创造社出版部招股的函件。
这些函件，正如平时来定阅《洪水》或是函购书籍的来信一样，寄信人多数是大学生、中学教员以及高年级的中学生。但也有少数的例外，如柳亚子先生，他住在苏州乡下的一个小镇上，创造社的每一种出版物，他总是一定会寄信来定购一份的。
当时有几个地方，新文艺出版物的销路特别大，北京和广州不用说了，此外如南边的汕头、梅县和海口，往往一来就是十几封信，显示这些地方爱好新文艺的读者非常多。后来这些地方都成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可见火种是早已有人播下了。
也有些个别的特殊情形，使我到今天还不会忘记的，如浙江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河南焦作的一座煤矿，寄信来定阅刊物和买书的也特别多。后来上海的一些书局还直接到焦作去开了分店。当时创造社出版部公开招股，每股五元，那些热心来认股的赞助者，多数是爱好新文艺的青年，节省了平日的其他费用来加入一股，因此拆开了那些挂号信以后，里面所附的总是一张五元邮政汇票。
招股的反应非常好。我们每晚就这么拆信、登记、填发临时收据。隔几天一次，就到邮政总局去收款。这些对外的事务，都由全平一人负责。他那时显然已经很富于社会经验，在外面奔走接洽非常忙碌，我则还是一个纯粹的学生，只能胜任校对抄写一类的工作。
我已经记不起出版部预定的资本额是多少，总之是来认股的情形非常踊跃，好象不久就足额，或是已经到了可以成立的阶段了，全平就忙着在外面找房子，准备正式成立出版部。后来地点找到了，不在南市。也不在租界上，而是在闸北宝山路上，那就是后来有名的三德里 A 十一号了。在这同一条弄堂里，有世界语学会，有中国农学会，还有中国济难会。这些都是当时的革命外围团体。后来一个反动的高潮来到，眼见他们一个一个遭受搜查和封闭，最后也轮到我们头上，出版部也第一次受到搜查，接着就来封闭，并且拘捕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伙计。
在出版部还不曾正式成立以前，这就是说，还不曾搬到三德里新址，仍在阜民路的时期，在那年的岁暮或是年初，总之是旧历过年前后，郭老又从日本回来了一次。特地到阜民路来看我们，并且留下来在全平家里吃晚饭，而且还喝了点酒，兴致特别好。
晚饭以后，大家在客堂里围了桌子掷骰子玩，玩的是用六粒骰子“赶点子”或是“状元红”那一类的古老游戏。我记得那时间正是在旧历过年前后，否则是不会掷骰子的。
参加掷骰子的，还有全平的姊妹。大家玩得兴高彩烈。郭老每掷下一把骰子，在碗里转动着还不曾停下之际，他往往会焦急的唤着所希望的点。若是果然如他所唤的那样，就兴奋的用手向坐在一旁的人肩上乱拍。我那晚恰坐在他的身边，因此被打得最多。我想古人所说的“呼么喝六”的神情，大约也不外如此。不过，那晚的桌上却是空的，我们并不曾赌钱，只是在玩。
创造社的几位前辈，我除了从达夫先生后来的日记里知道他有时打麻将以外，象郭老和成仿吾先生，我就从不曾见过他们做过这样的事情。全平是个“社会活动家”，大约会两手。至于那时的我，是个纯粹的“文艺青年”，仿佛世上除了文艺，以及想找一个可以寄托自己感情的“文艺女神”以外，便对其他任何都不关心了。
出版部的筹备工作渐渐就绪之际，阜民路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文艺活动的中心。许多通过信的朋友，来到了上海，一定要找到我们这里来谈谈。僻处南市的这条阜民路，并不是一个容易找的地点，但是当时大家都有那一分热情。彼此虽然从未见过面，只要一说出了姓名，大家就一见如故。可见那时创造社所具有的吸引力。
意外的来客之中，令我至今还不曾忘记的是蒋光慈。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外面有人来敲门，说是要找我们。我去开门，门外的来客戴了呢帽，围着围巾，是个比我们当时年岁略大的不相识的人。他走进来以后，随即自我介绍，这才知道竟是当时正在畅销的那本小说《少年飘泊者》的作者。
当时蒋光慈还叫蒋光赤，刚从苏联回来，那一本在亚东书局出版的《少年飘泊者》已经吸引了无数热情青年。他刚到上海，就在这样严寒的夜晚摸到我们这里来，实在使大家又高兴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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