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天气非常好。高原上的黄土到处泛着柠檬色的辉光。村子四周没有什么树，几株脱了叶的白杨，如银雕一般傲然耸入暖洋洋的天空，把它们瘦伶伶的影子甩在脚下。太阳偏西了。昨天这个时候，正是车把式海喜喜引吭高歌的时候。现在，我肚子胀了，回味那忧伤而开阔的歌声，竟使我联想到巴勃罗?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中的几个段落。
我经常有些奇异的联想，既毫不着边际，但又有某种模糊的、近乎神秘的内在联系。当然，只有在肚子胀了的情况下，脑海中才会产生种种联想。这时，我就觉得，海喜喜土生土长的民歌旋律，似乎给我注入了聂鲁达所歌颂的那种北美拓荒者的剽悍精神。那歌声、那山鹰、那广阔无垠的苍凉的田野、那静静的连绵不绝的群山、那山的绵延就是有形的旋律……整个地在我的心中翻腾。一时，我觉得我非常美而强壮了。于是，我心情愉快地向马号方向走去。我想看看马。我很喜欢马。它们总使我联想到英雄的事业：去开拓疆土！去开拓疆土！……可是，马号前面却有一群农工在那里翻肥。我的组员——“营业部主任”、中尉、老会计和报社编辑几个人也在其中。我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家收拾好啦？”谢队长手拿铁锹，站在高高的肥堆上，一眼就看见了我。在白天看来，他比昨天矮小得多。
“收拾好了。”“你来干啥？”“我……”我总不能说我来看看马。马有什么可看的？
种种异想都从我脑子里飞逃了出去，只剩下一个意识：我是一个农工！我只好说：“我来干活。”
“好。”谢队长高兴地咧开满布胡茬的嘴，“你刨粪吧，刨下来她们砸。”他给我指定一个地点。原来这里还有妇女。
我从来没有跟妇女一起劳动过。四年劳改农场的生活，我几乎没有看见过妇女。我低着头，局促不安地走到她们中间，不知道干什么好。“你拿镐头刨吧，你刨一块咱们砸一块。”一个妇女对我说，“也别累着，看你瘦鸡猴的，刨不动大块就刨小块的。”
她的音色柔软，把本来发音很硬的方音也变得很圆润，尤其是语气中的关切之情使我特别感动。我很长时间没听过“别累着”这样的话了；我耳边响着的一直是“快！快！”“别磨洋工”这类的训斥。但我没敢看她；我莫名其妙地脸红起来。我兴奋地想，我要好好替她刨，刨下来后还要替她砸碎。
我用眼睛在肥堆旁扫了一遍：这里没有镐。我忘乎所以地向谢队长喊道：“队长，没有工具呀！”
“你干球啥来的？！”出乎我意外地招来一顿训斥，“你吃席来还得带双筷子哩！”旁边的几个妇女没有恶意地嘻嘻笑了。我脸涨得血红。我又羞愧，又痛恨这个谢队长：这是个喜怒无常的小人！
正在我手足无所措的当儿，那个妇女突然递给我一把钥匙：“给！你到我家去拿。就在门背后，有个好使的镐头。”
我窘迫地接过来，嘴里嘟嘟哝哝地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喏，就在西边第一排房子的第一个门。”她告诉我，“好找得很，一拐弯，头一间就是嘛。”
“就是门口挂着‘美国饭店’的呀！”另一个妇女吃吃地笑道。“你这婊子，你门口才挂招牌哩！”给我钥匙的妇女并不气恼，对她笑骂着。我转身走了，她们还在嘻嘻哈哈地对骂。
这是把自制的黄铜钥匙，磨得很光滑，还留有人体的微温，大概是她装在贴身的衣兜里的。我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感激地抚摩着它，仿佛它是她的手。
门口并没有挂什么“美国饭店”的招牌，和别人家一样，堆着一堆发黑的柴禾，拉着一根晾衣裳的绳子。我开开门。这是间比我们“家”还小的土坯房，一铺火炕就占了半间。泥地扫得很干净。我从来不知道泥地经过加工，会变得像水泥地面一样的平整。屋里没有什么木制家具，台子、凳子都是土坯砌的。靠墙的台子还用炕面子搭了两层，砌成橱柜的式样，上层拉着一块旧花布作帘子。所有的土坯“家具”都有棱有角，清扫得很光洁。土台上对称地陈列着锃亮的空酒瓶和空罐头盒作为摆设。炕上铺着一条破旧的毡子，一床有补丁的棉被和几件衣裳——还有娃娃的小衣裳——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上面。炕围子花花绿绿的，我匆匆浏览了一下，是整整一本《大众电影》，还有《脖子上的安娜》的彩色剧照。
炕下面有个锅台，锅圈上坐着一个盖着木盖的铁锅！
我头一次只身一个进入一个陌生人的房间，我感到了被人信任的温情，但又有这样一种本能的冲动：想揭开锅盖，掀起帘子，看看有什么吃的——凡是贮藏食物的地方对我都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罪孽！我赶快把门背后的十字镐扛了出来，回到马号那里去。
“门锁上了么？”我低着头还给她钥匙，她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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