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凌幽默小说选

作者:冰凌

2004年4月22日

父亲是在深夜里中风的,当时他正在睡梦之中。他中风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还是像他往常那样,一手托着腮帮侧睡着。只是第二天早晨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醒来。到了九点多钟还处在昏睡中,家里人就感到不对劲。母亲上前轻声叫他,他没有醒来,又轻轻摇动他,他仍然没有醒来。家里人顿时慌作一团。说来也巧,这时候来了两位医生,两位医生是老弟的朋友,老弟约他们来家里,是为母亲治疗关节炎。最近母亲关节炎发作,又酸又痛,以至不能站立,或者站而不久。这时候已经顾不上母亲的关节炎,赶紧抢救父亲。两位医生观察讨论了一阵,初步诊断为中风。老弟抓起电话叫来汽车,把父亲送进医院。经过CT、核磁共振等等一系列检查,医生确诊为中风。父亲中风了,这一年他六十六岁,六六却不顺,在这个年纪倒下去,似乎早了点。

我们兄妹三人知道这一消息,是在父亲中风半个月之后。家里人觉得我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也就没有告诉我们,以免给我们添乱。一次我给儿子打电话,儿子稍不留神说了句爷爷病了,他知道说漏嘴了赶紧又说已经好了。在我软硬兼施的追问下,儿子才点点滴滴透露出病情。于是我马上往医院住院部打电话,找到守在病床前的老弟,疲惫不堪的老弟才把详细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父亲也已经稳定,等着慢慢治疗,你们不要急,急也没什么用。我赶紧将情况通报在美国的兄妹。那几天里,我们兄妹三人几乎天天打电话回去,隔着太平洋盼望太平,每次打完电话又必定互相通报一下询问的情况。大哥在医学院搞神经外科研究,自然询问得格外详细,以便诊断出中风的程度。刚好也是从医的大嫂回国探亲,更详细的了解了父亲的病情。最后大哥诊断是轻度中风。我们相信大哥的诊断和判定,大哥的话对我们兄妹来说,从来都是一句顶一万句。

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元旦前回家了。过年总是要回家团聚的,一般病人也不例外,何况父亲还是第一次在医院住这么长时间,自然归心似箭。听到父亲回家的消息,我们心里也松驰下来,能回家起码说明父亲病情好转或者正在好转。听老弟说,父亲现在反应很慢,视力下降,说话吃力含糊,除了这些,没有太大的后遗症。只是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下楼外出,大多时间躺在床上,或者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偶尔也看看电视,少了往常的威风和神气。根据大哥分析,造成视力和语言障碍的原因,是父亲脑血管有两处淤血,正好压迫视神经和语言中枢。所以,父亲现在在家天天挂瓶点滴,清洗脑血管的淤血部分,以便使血流畅通无阻。

圣诞节这一天,我们在美国的家里人全部团聚在大哥家里过节。这还是好几年来的第一次在圣诞节里团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都不重视圣诞节,因为这是美国人的节日,作为中国人无法投入进去,似乎也不愿意投入进去,还是以过春节为正宗。但是人家美国人也无视你的春节,除非碰到周末,春节也不放假,所以每年春节,家里人不是这个上课,就是那个打工,总也团聚不起来。这么几年下来,自然入乡随俗认同了圣诞节,只是过法上有所不同,形式是洋节日,内容却是中国化。这天大嫂炒了一桌菜,开了一瓶“五粮液”,我们一边吃喝一边聊天,这次聊的主题自然是父亲的中风,聊着聊着又分析起父亲为什么会中风。

父亲的身体相当硬朗,一向很好。但是他从三十多岁就开始抽烟喝酒,而且非常厉害,抽烟一天平均要一包半。“文革”时期,福州市面上没有好烟卖,父亲那时候当供销科长,经常到上海出差,每次总要带回来十几条“飞马”、“大前门”烟,搭配着本地产的“水仙”、“海堤”次级烟,轮换着抽。父亲不仅爱抽烟,而且更爱喝酒,几乎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他从不喝“地瓜烧”、“福建老酒”之类的低度酒,而是喝六十度以上的白干酒,像什么“二锅头”、“洋河大曲”、“丹凤高粱”、“李渡高粱”。我到农村插队第一年,队里分红分了二十八块钱。回到家里,我给父亲买了两瓶“李渡高粱”,这是正中下怀的孝敬,父亲为此很高兴,好几年都把这件事挂在嘴边。父亲酒量大,而且酒风很好,说干就干,一口干尽,从来不拖泥带水讨价还价,更不会以水代酒搞些小儿科的把戏。多喝了几杯,他再劝人喝酒时就说:“从酒风看党风”。人家能不喝吗?那几年,父亲改任科室支部书记,那些委员组长们,不论酒量大小,酒风一律端正。每次聚会,总会在酒桌上派生演变出好几种关于党风和酒风关系的口号来,如“只有党风正,才有酒风好”、“端正党风,带动酒风”等等。一次一位同事酒后失言:“酒……酒风带动党风”。父亲猛然酒醒,一搁酒杯,斥道:“胡说!”从此规定再也不准在酒桌上说什么党风和酒风的关系。父亲五十年代初入党,对党一贯忠诚,是个特殊材料构成的共产党员。但是再怎么特殊,也经不起烟酒长期轮番的侵蚀,不到五十岁,就得了高血压,可他还是照样抽烟喝酒。直到那年春节,他突然心绞痛。那天我幸好在家,急忙找人要了几片硝酸甘油,让父亲含在舌下,才缓解脱险。此后父亲才戒烟少酒,并且开始重练十八锦段功,坚持练了十几年,耳鸣腿疾肠胃不适等等小毛病都渐渐好了,但是烟酒的副作用仍然消除不了。所以我们一致认为,父亲的中风与他长期的抽烟喝酒有极大的关系。父亲又是急性子,急性子而马虎还好办,偏偏他是个急性子而又认真的人,大事小事事事过问,做起事来又一丝不苟,不顺心就发脾气。有些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事,本来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和摆平,可是父亲却要左考虑右考虑,总要考虑得周密无缝,才找你摆开来从容细谈说个清楚。我感到父亲做事很累,老也松驰不下来,经常劝他小事马虎一些,特别是些家务琐事,可以不管,这样可以省心。父亲却厉声反问:“我不管谁管?你们做儿子的管吗?”急性子而又认真,使他觉得事事重要,所以他的心情总是沉重,很难轻松起来,更不会对一些小事大手一挥或者一笑了之。父亲的中风跟他的急性子有一定的关系。

父亲病倒以后,我把烟戒了。其实我抽烟并不多,大约三天才抽一包烟,因此经常遭受烟友嗤之以鼻:“你这也叫抽烟?”但是我断断续续已经抽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我曾经戒烟十几次。促使我戒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父母亲的谆谆教导和妻子的唠唠叨叨;另一方面是医生的明确指示。但是每次戒烟后不久,我总是忍不住又抽上了。这一次在没有教导唠叨和指示的情况下,我抽完“万宝路”烟盒中最后一支烟,把烟盒连同打火机往垃圾桶里一扔,自觉与烟告别。那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沧桑感,从沧桑感中又生发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仿佛父亲把接力棒交到我的手中,我握紧接力棒奋力向前跑去。我不仅要承上启下,而且还要扶老养小,所以在这种重要的历史关头,我是决不能有一点麻烦,崇高的使命感促使我把烟彻底戒了。妻子很奇怪,问我怎么不抽烟了?我说不抽烟不是正合你的意思吗?你还奇怪什么?她更奇怪了,自言自语说:“男人也真是,你越强迫他戒烟,他越是不戒;你不管他了吧,他自己倒戒烟了。”她想了半天,似乎还琢磨出某些哲学上的意思来。那天我向一位从医的朋友讨教中风问题,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中风是遗传病。”这使我吓了一大跳,虽说我当时面无明显反映,似乎还说了几句俏皮话,但是回到家之后我却一直在极其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溯源而上,发现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也得过中风,这给了我巨大的不祥之感。那是在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祖父正躺在床上睡觉,有隔壁邻居来向他借大木盆洗澡,这大木盆是放在床底下的,祖父翻身弯腰把大水盆拉出来,这用力一拉,当即出了问题。祖父中风了,那一年他也是六十六岁。

对祖父的过去,我知道的不多,所知道的情况,大都是听父亲和姑姑说的。祖父似乎是三十年代到上海的,当时他是一人先到上海的,祖母带着儿女仍然留在乡下老家。我的老家在长江入海处的北岸一个叫海门的地方,从海门坐篷船摇摇晃晃一天多时间就能到上海,所以城乡距离不算太大,也因此吸引着老家人成群结队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来淘金,祖父就是与他远房表兄一起到上海的。远房表兄有一手算盘功夫,在上海滩操练没有几年,就进了英国人办的洋行做事。有一天,洋行老板在喝下午茶时偶尔说起要找个管家,远房表兄就将我祖父介绍过去。一直到陈、粟大军打进上海,十几年来,我祖父一直在这家洋行里做管家。

洋行矗立在外滩上,傲视着黄浦江,这幢尖顶大厦和左邻右舍的几幢楼宇后来成了上海最有名气的地标。父亲有一个大旅行袋,右上角就印着这个地标。记得有一次祖父指着尖顶大厦对我们兄弟三个说:“我过去就在这里厢工作。”那时候我们觉得祖父很不得了,居然在那么有名的地方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祖父是在里面当管家,虽然管家叫得好听,其实只是管管洋行老板的生活,倒倒茶水擦擦桌子,专干这一类生活小事,没有什么大名堂,按照时下说法,充其量就是个生活秘书。

祖父是个本分人,长得端端正正,手脚又勤快,深得洋行老板的欢喜。有一件事,使洋行老板对我的祖父深为敬重。那是有一年夏天,洋行老板乘邮轮回英国去度假,大概是兴奋过度,竟然忘了锁办公桌中间的大抽屉,而且锁匙还挂在抽屉的锁眼里。第二天,祖父收拾办公桌的时候,无意拉开抽屉,满满的一抽屉英镑,新新的扎成一刀一刀的英镑。祖父惊得一愣一愣,但是他没有见钱眼开,更没有萌生动一动的念头。他合上抽屉又锁上锁,用抹布把锁匙包好,扔进墙角一人高的青瓷花瓶里。三个月以后,洋行老板从英国回来,祖父当着他的面,倒举起大花瓶倒出抹布包,取出锁匙交给他。洋行老板打开抽屉,见抽屉里的英镑丝纹未动。这下轮到洋行老板惊得一愣一愣,他惊叹祖父品行高贵心灵美,又惊叹祖父臂力过人。祖父早年练过武功,为乡间武林高手,举一个大花瓶,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祖父没有动那一抽屉的英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三个月的日日夜夜祖父有没有思想斗争哪怕“一闪念”?他的身份所给他提供的便利条件,还有那三个月宽松的作案时间,就是蚂蚁搬家也把那一抽屉英镑搬回家了。为什么祖父却一动不动?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正是“文革”时期大辩论阶段。那时候我们兄弟三人都已经十二三岁左右,都觉得很有思想,对祖父这件事也展开了大辩论,发表各自的看法:“这一抽屉钱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拿回家是革命行动好得很!”“自己拿回家不好,而且土改时候评成分,肯定要评地主。”“但是可以把钱交给上海地下党啊。再不行,带回老家苏北解放区,交给新四军啊,买枪买炮打鬼子啊!”我们又引用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一文中的最高指示,一致认为祖父应该把这一抽屉钱拿回老家交给新四军,以打击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让“米”字旗飘落在黄浦江的怒涛中。

祖父在这件事上,充其量是不明智而已,但是他在另外一件事上,就犯了一个大错误。祖父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所以祖父对我父亲这根独苗也就疼爱得不得了,一直到我母亲一连生下我们兄弟三人,祖父看到后续浓重的烟火,才放下心来。发生另外一件事的时候,是临近解放的一九四八年的春节,祖父一个堂弟,腰别小手枪,骑着枣红大马,带着四个腰挂驳壳枪、同样骑着大马的警卫员,威风凛凛的回到老家来了。他十年前突然失踪,十年后回来,已经是陈、粟大军里的团长了。这一件事在我的老家引起了轰动,吓得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还乡团都躲到外乡去了。他一直记着我祖父过去对他的关照,特地到我家看望从上海回乡过年的祖父,当他看到我父亲已经是高头大马的小伙子模样时,就对我祖父祖母说,让他把我父亲带到部队里去当兵,放在他身边当警卫员。祖父祖母紧急商量一整个晚上,第二天还是谢绝了堂弟的建议,并且过了年之后,祖父就把我父亲带到上海,送进一家小玻璃厂当学徒。父亲到老退休,仍旧在科级位置上挪来挪去,始终没有挪出个名堂。听到这件事是在四十年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在一次酒后告诉我的,显然这件事对父亲还是有影响的。我就想父亲如果当年进部队,就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享受离休待遇不说,革命得顺畅的话可以做到师团长,转业到地方,也可以坐到处局级位置上。后来我大哥十五岁时,父亲就通过关系,把他送到部队大熔炉里去锻炼,当了个小兵。果然,在他离国来美留学的时候,已经是正团职主治医师了。祖父不让我父亲去当兵,一个原因是担心枪林弹雨危险大;另一个原因是家境过得去,不想让我父亲这根独苗远走高飞。所以跟父亲毅然把我大哥送去当兵截然不同,大哥当的是和平兵,没有什么危险性,而且在“文革”时期当兵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是解决就业的最优选择。所以身为人父,是可以理解祖父的决定。当然,我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在我做了父亲以后。

祖父似乎没有想到父亲最终还是离他远走高飞,那是六十年代初,父亲所在的玻璃厂决定迁往福州,支援前线建设。父亲在厂里是个工会干部,不仅自己带头响应,还挨家挨户逐个宣传动员大家支援前线建设,以至有一些工人至今还在骂当年是被父亲骗来的。父亲把家搬迁到福州,人去房空,对已经走进晚年的祖父祖母来说,平添了孤独和牵挂。几年以后,祖母病逝,祖父又和姑姑一家住在一起。这期间里,父亲曾经两次把祖父接到福州来住,朝夕相处,我们跟祖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但是这种亲情并不能消除祖父的孤独,祖父曾经有续弦之念,当他刚小心翼翼向我父亲表露出一点意思时,就遭我父亲的坚决反对。二十多年后,父亲曾经很感慨的对我说:“当年你爷爷有这种想法很正常,那时候反而是我很封建啊。”祖父第二次来福州的时候,一直想看看长孙,但是作为长孙的大哥那时候正在部队当卫生员,没有办法回家来。一直到祖父去世,他都没有见到长孙一面,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补救的缺憾。

祖父是在“文革”后期去世的,那一年他七十岁。祖父是上吊自杀的,他为什么自杀?他为什么选择上吊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谜。记得那年冬天里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学校里上“农业基础”课,因为面临“高中毕业”,大家要去“上山下乡”,学校就把操场挖掉,改成水稻田,让学生学“农基”活,大家挽着裤管,站在田埂上听老师讲如何插秧,然后准备下田学插秧。正在这时候,我看见父亲骑着自行车来学校找我,告诉我祖父去世的消息,要我跟他回去,当晚乘火车去上海奔丧。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架上,一路想着祖父的模样。我想起祖父的两个耳朵很长很大,那是长寿的标志,怎么刚跨进七十岁就去世了呢?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我望着窗外飞逝而去的电线杆,想起我上海舅舅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时间加距离等于零。”当时我感到我这个在房管局当工程师的舅舅简直就是哲学家,他说的这一句话简直就是至理名言,一针见血的阐释了时间、距离和亲情的关系。的确,即使有血缘的亲人也经不起距离的隔绝和时间的磨损,祖父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模糊,就是时间和距离所致。当我跟着父亲赶到上海河滨大楼四楼六号那个小房间,看到白布蒙身的祖父那张真实的遗容,我触摸到了非常具体的死亡,心中充满了悲哀,我的眼泪滚滚而下。办完丧事,父亲才告诉我祖父是上吊自杀的,我万分震惊。父亲对祖父上吊自杀很忌讳,交代我回到福州以后不要跟任何人说。祖父是平民百姓,是房管局退休工人,没有入党,也不是干部,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不可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但是,即使不上纲上线,起码也是不热爱生活不热爱社会。总之,在那个年代(也包括现在),上吊自杀绝对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十年以后当我又回到上海时,我曾经在一个中午时间,走进六号小房间。这是一个典型的斗室,仅能容下一床一桌,剩下只有合门和转身的空间了,房间幽暗,即使白天也要开灯。我关上了门,又关上了灯,在冥冥黑暗中努力寻找祖父的身影。我看到中风后的祖父如何躺在床上度过每一个像黑夜一样的白天,看到他扶壁而立,平静的将绳子穿过阁楼的横杠,仔细结好绳扣,认真检查吊绳的承受力,然后他把绳环套进自己的脖子。我想象着在这个时候,祖父心里在想什么,他有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南方他那唯一的儿子和三个孙子?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有没有使他产生过动摇犹豫和留念?哪怕一丝的动摇犹豫和留念?看来没有,距离和时间已经磨损了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祖父已经深深感到孤独和无助。我看到祖父是这样平静的走向死亡,根本不把死亡当成一回事,顿时感到他非常高大伟岸,我以往所有对生与死的思考都不值得一提。我拉开门走向走廊的阳台,望着远处国际饭店和永安大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我久久的站在那里。

我到“STOP & SHOP”购物后出来,总要到过道旁免费磅秤上站一站,看看体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的体重已经增加到二百三十五磅,虽然是毛重,但是也不得了,家人朋友对我纷纷声讨,我心里也感到对不住大家。幸好我一米八的个头,把肉分摊一下,看上去还不是太胖。而且在美国,和那些比比皆是的大胖子中胖子相比,我倒显得匀称和谐。并且我个头体魄也让一些美国朋友惊叹,为中国人争了不少光,所以我也就没有刻意去减肥。我食欲非常非常好,而且又懒得锻炼,再加上又戒了烟,体重就这么一路稳步增长。一直到查出来我有高血压和高血脂,才引起我的警惕,于是我决定减肥。

要想减肥首先必须节制饮食,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我食欲好而且不挑食,一天一锅米饭就能把我摆平。我有严重的“米饭情绪”,我吃过中外各方的美食佳肴后得出一个结论,天底下最好吃的饭菜是大米饭和红烧肉,特别是我母亲煮的大米饭和烧的红烧肉,那是我永生难忘的美餐,吃完之后我能展翅飞天。到了美国后我仍然吃米饭,一顿不吃米饭不舒服,两顿不吃米饭人难受,三顿不吃米饭没法活。在美国那么多年,我真还从来没有一天不吃米饭。即使外出只能吃西餐,侍者问我点哪一种伴侣食物,我脱口就是Rice(米饭),而且吩咐要多一点Rice。平时在家里就自己煮米饭,一煮一大锅,可以吃两三顿。要吃时开水一冲电炉一煮,就做成泡饭。配上毛豆炒咸菜油煎咸带鱼榨菜豆腐乳,都可以百吃不厌。而且我还喜欢开水泡饭这种简洁的形式。我现在在一家公司工作,中午时间,我和几个从上海来的同事聚在一起大吃泡饭,吃得酣畅淋漓。还编出不少顺口溜:“泡饭泡饭,中华高尚饮食;爱我中华,不可不吃泡饭。”“工人吃泡饭,领导一切权力大;农民吃泡饭,奔驰汽车开回家;战士吃泡饭,巡航导弹用手挡;领导吃泡饭,进军北京有希望;我们吃泡饭,省下美金买楼房。”老板是个从台湾来的华裔科学家,各方面都已经美国化,见到我们大吃泡饭就惨不忍睹,连连摇头又苦口婆心劝告我们:“千万不能吃米饭,米饭是碳水化合物,吃了最容易发胖。还有马铃薯。”老板最后一句话显然是针对我说的,我不仅爱吃米饭,还特别爱吃马铃薯,切丝剁块怎么个煮法我都喜欢吃。自然我们几个不听老板的劝告,相反觉得他可怜,整天往嘴里扒拉着生菜,几片菜叶子能撑住身体吗?有一次他病倒了,我们就劝导他:“人是铁而饭是钢,不吃米饭腰板不硬。男人腰板不硬就不好办啦。”老板无奈的苦笑说我们的话是歪理。

我无法抗拒米饭的诱惑,所以减肥一次又一次失败。我仍然每顿吃两碗饭(只是尽量把饭装浅一点),让自己充分享受那饭后美妙的感觉。然后饭后多多喝茶,冲涮肠胃里的积油。早晨和晚上我争取多活动身子骨,防止身上长肉。至于今后我是不是步父辈后尘中风,我就不去多想。十几年前当我从祖父住的六号小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死亡。我不仅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而且认识到死亡并不遥远。正是因为我对死亡清醒的认识,使我在而立之年就开始热爱和享受每一天。当然我的享受最重要来自精神方面,来自我对生命的热爱。当我走完了青年而又走进了中年,中年更使我感到人生的美好。我迫不及待的写了一首诗高唱中年:你说难舍青年/我说憧憬中年/中年标志着成熟/中年象征着丰收/中年是生命的蜜月/中年是历程的丰碑/中年是和谐的交响/中年是悠然的云鹤/中年淡泊宁静/中年大智若愚/中年宠辱不惊/中年微笑人生/当你走向中年/你会感到生命灿烂辉煌/当你告别中年/你会自豪曾经拥有中年。这首像大白话的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是这是我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人到了中年,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成熟。其实也很简单,成熟就是人到中年以后知道自己能力学识有限,知道这个世界有太多自己做不了的事,这时候你就会减少浮躁而心平气和,你就会宽容许多人和许多事,你就会感到平平常常才是真,你就会体会“平安是福”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你就会珍惜每一天甚至每一刻。这就是成熟,成熟使人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我有时候在想,人的感觉非常重要,幸福欢乐如何,痛苦忧愁如何,其实全在于人的感觉。我到了中年以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种认识。当然,我到了中年以后也开始喜欢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喜欢上升到抽象的层面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里?我现在的方位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我和时间有什么关系?我和历史有什么关系?我和世界有什么关系?我和宇宙有什么关系?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深刻或者肤浅,或者貌似深刻其实肤浅,或者貌似肤浅其实深刻,或者幼稚可笑得根本不值得一问。但是我都一样投入进去想来想去。四十岁那一年,我对我过去作了一次很认真的回顾。那时候我在异国他乡的美国还没有找到立足之地,正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为了避免精神的迷失,我必须认识确定我自己,然后我再选择怎么走。

我的老家在江苏海门,我对那块临江依海的故土非常生疏。至今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很小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另一次是护送祖父的骨灰回老家与祖母合葬,那一年我已经十八岁,点点滴滴的印象全部注人心头。我记得那一天我们一早就离开河滨大楼,乘车来到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坐上一艘叫“东方红”的大型客轮,客轮驶出黄浦江又驶入长江,几个小时就靠到长江对岸的青龙港码头。我一直站在甲板上,观赏两岸风光和江上船景,想像着祖父和父亲当年坐着篷船摇摇晃晃来到上海的情景。父亲曾经告诉过我,有一次他坐篷船来上海,船到江心的时候正好起大风浪,船左摇右晃几乎被掀翻,非常危险。而现在的大型客轮则不管风吹浪打,照样稳稳当当行驶。我们上岸之后乘车来到一个叫伙隆镇的地方,然后又坐自行车又步行,天黑的时候才回到我的老家。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着我到房子四周的田地里去散步,他指着告诉我哪里到哪里过去是我家的田地,我当时感觉到这有点像地主富农回来倒算一样,很紧张地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我更紧张的是我祖上居然拥有这么大片的田地。后来我悄悄的问我姑姑,她告诉我说我祖父的祖父很有钱,曾经盖了一幢大房子,只是他爱喝酒,有一次喝醉了往草房里一倒,翻来覆去的时候碰倒了油灯,一把大火把房子全部烧光,从此家业衰败,一直到我祖父才重振家业略有建树。我祖母是个小脚女人,留在老家就管着这一大片田地,农忙时就请些村里壮劳力来帮忙打工。我祖父每年有固定的银元带回来,因此家境过得去。土改时期评成分,我家本来可以评为富农一档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评为上中农。这中间是阶级的分界线,评上去了就是剥削阶级,评下来了就是被剥削阶级。在这种可上可下的紧要关头,我家被敲定为上中农,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祖父祖母的人缘关系。祖母信佛吃素,虽然面目严肃却是心地善良;祖父在上海经常接待乡下老家来客,每次回到乡下老家,又带回各种礼物分送乡亲乡邻,平时行善积德终于有了回报。这是很重要的回报,如果评上了富农,我家后来的生活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碰到“文革”那种非常时期,难免就要抽筋剥皮。那几天我跟着父亲在老家忙来忙去,特别是在一个冬日融融的下午,父亲和姑姑们将我祖父的骨灰装进一个粗瓦罐里密封好,埋在我祖母的棺材旁边,老家就刻在了我的心头。这可能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根。根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了根就有了底,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方位。人如果没有底,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方位,那么他的精神就会迷失。所以没有根的人要苦苦地寻根,寻到根的人精神就找到软床,可以稳稳当当地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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