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悦：谁能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
想不到第一次到他的住处去找他，就和他谈这样的事！
“荆夫，你的那本《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书不能出啦，这是党委的决定……”他会怎么想、怎么说呢？他受得了这样的精神打击吗？要知道，他不是为了名成利就才写书的。他写的是他二十年来在人生道路上的体会，他为的是他所追求的目标。
由于自尊心的缘故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可是我了解一切。我有两个“义务情报员”：一个是许恒忠，他常常建议我劝劝何荆夫，不要做这类冒险的事。“这些年的斗争情况老何已经隔膜了，他在凭着一股热情瞎闯呢！我看透了，既有变过来的时候，也就有变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小说家了。这人平时并不活跃，但却是我们同学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对文艺、出版界的情况特别熟悉。他常常把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反映告诉我。书稿发排的时候，他兴奋地跑到我这里说：“孙悦，今天请我吃杯黄酒，有喜事！”好像他自己的书就要出来了一样。他感慨地说：“我缺乏老何那样的勇气，这一辈子只能这样庸庸碌碌了。我快成了中国的奥勃洛莫夫了。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失去安宁的眠床的缘故吧？文穷而后工，古今皆然。我还是穷一点好。可是我又怕穷的滋味。”我给他喝了酒，但着实笑了他一通。我在高兴的时候喜欢和人家开玩笑，有时还会促狭。
可是谁能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的书，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可以卡住不让出。还讲不讲法律，讲不讲原则了呢？
“这一关我们不能不把！而且，我们这样做也是对何荆夫的爱护。他不应该忘乎所以，以为现在什么修正主义的货色都可以拿出来了。”
奚流在党委会上是这样说的。事情的始末我不大清楚，但我可以肯定，他是始作俑者。然而，在会上提出问题的却是游若水。在党委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叫奚流：“奚流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提请党委研究。系总支书记们不一定都参加了。中文系的孙悦同志可以一道参加研究。”奚流立即点头答应，连问都不问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必要在党委会上研究？这还不是事先商量好的！
我当然留下参加这个我事先毫无准备的问题讨论会。讨论一开始，游若水就拿出一份复写的材料，一、二、三、四、五地汇报他所发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
“最大的、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观点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不是矛盾的，而是相通的。这就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说。但是，他不愿意详细地说一说，作者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作者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内容。而我是知道的。荆夫讲的人道主义是要彻底地解放全人类。不但把人从阶级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从形形色色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从盲从中解放出来，并且越来越多地摆脱动物性。他反对把阶级斗争当作目的，反对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导致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和分裂。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有更广泛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他要求不但从物质上而且从精神上把每一个公民当作人，尊重他们的权利和个性。这难道不对吗？可是游若水认为，这些统统是修正主义观点：“问题是十分清楚的！所有这些观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都一再批判过。而且不是文革中批判的，是十七年批判的，也就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进行的批判。”
我不知道逻辑还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为它是这么简单：十七年——文革——现在；肯定——否定——肯定。三段论。黑格尔活着，会招收多少中国的弟子啊！
游若水发言的时候，白净的面皮涨得通红，光秃的头顶闪闪发亮。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奚流，奚流却不看他。奚流轮流地审视着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最后把视线落在我身上，停留了很久。
游若水讲完，把材料叠好装进衣袋。奚流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转向大家，平稳地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出这本书。要不是游若水同志从有关方面听到消息，并主动讨了一份校样来看的话，这本书就出笼了。”是游若水干的吗？我怀疑。这个人居然会发起一件事？
“孙悦同志！中文系总支是不是知道这本书呢？”
听到奚流在问，我立即回答：“我是知道的。”
“为什么不过问？”奚流问。
“这是出版社的事，我们无权过问。何荆夫同志也有他的出版自由。”我回答。
奚流的颧骨向上耸了一下，他问党委委员们：“是这样吗？那末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是要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党还要不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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