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万籁俱寂的深夜，陆思豫徒步走到毛纺厂职工宿舍楼下。他不时抬头仰望那个透着杏黄灯光的窗口，沉思良久。
那个总是在深夜仍然亮着灯的窗口是麦穗的宿舍，确切地说，是麦穗和她女儿两个人的家。
城市已经酣睡，麦穗这会儿在做什么呢？杏黄的灯光给了陆思豫温暖的、充满浪漫的无限遐想。他想象着她在灯光下做各种各样的事：洗衣，擦地，织毛线……他仿佛看到了她额角一颗闪亮的汗珠，他愿意抬手替她拭去。后来，他常常会在深夜不能入睡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走到那扇窗户下面，像着了魔一样，长久地仰望从窗户溢出的杏黄色灯光，想象着窗户里面的情景。
其实，麦穗此时靠在床头读一本书，《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外国人写的小说。书很旧，已经起了毛边，是她从新建的厂职工阅览室借回来给女儿看的。她不知道女儿读了没有。她自己却读了好几遍，似乎想从书中找到一点消除自己和女儿之间的“代沟”的有效经验。
麦穗看一阵书，又看看熟睡的女儿，不由叹口气。女儿长这么大，她很少给她买课外读物，都是从单位借，原先是借县文化馆的，现在是借毛纺厂阅览室的。由于毛纺厂不景气，建阅览室的时候厂里只买了几百册新书，其余的书基本上都是市总工会号召市民捐的旧书。她捧着的这本《麦田里的守望者》，封面已经有点脏污，不知是何人捐赠的，更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
借书也不完全是为了麦子。许多年里，麦穗保持了深夜阅读的习惯。不论窘迫的现实将她抛向何处，她还是没有完全丢掉这个习惯。对她而言阅读本身已经不是目的，她是想从文字里找到一点安慰，一种精神的依托——哪怕她手里捧着的是一本读了无数遍的、已经起毛边的旧书，她仍可以沉迷其中，将书中的文字毫无节制地填充进思维的空隙处，使她暂时忘记现实的种种严峻，也使她能够感觉到自己真正像一个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比如她翻开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原本属于青少年读物，年届四十的麦穗却连续阅读了三遍，仅仅是因为喜欢这个书名，或者仅仅是喜欢“守望”这个词。事实上，“守望”在麦穗的人生历程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章节。让她疑惑的是，她不清楚自己守望的究竟是什么，或者她还有多少岁月用于守望——这样的焦虑又常常令她惴惴不安，灰心沮丧。她偶尔扭头看看灯影绰绰下酣睡的女儿，才能重新找到一丝暖融融的踏实的感觉。她相信女儿的梦应该是甜美的，充满希望的，尽管她们母女间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时甚至无法沟通。
沉湎在各种感触中的麦穗觉得自己很没用，女儿一天天长大，她却没有能力让她生活得更好，一切的温暖和关怀都代替不了肠胃的饥渴，她每天都咬紧牙关去承受，一切已经让她力不从心。
到毛纺厂上班是去年的事。为了这份工作，麦穗交了一万多元集资款。凑集那笔钱几乎使她和女儿倾家荡产。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把钱交了，换回一张盖着毛纺厂财务公章的收条。这张收条给了她无限的欣喜和期待。因为她迫切需要一份固定职业，不论工资收入如何，她和女儿可都以住进单位的职工宿舍，以后再也不用四处找房子搬家了。只要不搬家，她相信她和女儿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
那段搬家的日子让麦穗锥心刺骨。
刚开始麦穗和县城里的其他拆迁户一样租住在城市边缘的土坯房里，每月五十元租金，这已经是最低廉的房价了。虽然麦穗在拆迁时也得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安置费，但想到年仅八岁的女儿需要抚养，以后的生活还很没有保障，她不敢轻易动用那笔钱，日常开销都是靠她送报纸维持。文化馆刚解散时，人事部门给所有的文化馆工作人员都解决了出路，麦穗也被安排在县城一家不在拆迁之列的百货公司，仍是干部编制。但好景不长，不久百货公司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激励下私营化了，就是将营业区和柜台租赁给愿意经商的公司内部职工经营。租赁合同很抢手，而麦穗仅仅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多月，她没有签到合同，只好再次下岗，于是到邮局找了一份送报纸的零活。
送报纸的是临时工，发计件工资，每送一份报纸收入五分钱，后来涨到七分。也就是说，麦穗每天必须送出一百份以上的报纸才能维持她和麦子两个人的基本生存（不谈生活。生活包含了某种品质，不管其中的品质优劣如何，对当时的麦穗而言都是奢侈的）。天气暖和的时候还好，麦穗蹬着自行车东奔西跑，只当锻炼身体。到了冬天，她在外面冻得透心凉，天黑回到家，煤炭炉子早就灭了，土坯房里的温度跟外面差不多。年幼的麦子裹着棉被坐在床上，前面放一块木板做功课，她则开始重新点炉子做饭，等炉子烧热，房子里变暖和，已经很晚了。就在那个冬天，麦子因为重感冒引发肺炎，住院花去了几千元，那是拆迁安置费的四分之一。
无奈之下，麦穗只好又一次搬家，搬到县城附近的一户农家小院，是砖木结构的平房，里面还有土暖气，又有房东老太太照应，她不用为孩子担心了。但房租贵了一些，只租一间屋子每月就要八十块钱。麦穗仅仅靠送报纸已经不能维持下去，她试着卖过水果，送过盒饭，除了母女二人的基本开销，她还节余了一点钱。但那段日子并不长久。因为房东的儿子结婚了，小两口不愿意有外人在院子里租房子，麦穗只好再次搬家。接下来的搬家很频繁，麦穗沿着新建的高速公路边缘从平安县一直搬到了砂城，最后住进了砂城的出租屋里。
新搬的出租屋在一片杂乱的楼群里，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砂市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雨，很多住自建土坯房的居民受了灾，房子被连续几天的暴雨冲塌了，市政府为救灾给居民盖了几栋简易救灾楼，除了主梁是钢筋水泥浇筑的，隔墙全部使用预制板，墙壁很薄，既不保暖又不隔音，市民们称之为壁板楼。几年后，许多住壁板楼的居民搬走了，住进了条件更好的楼房，他们把空出来的房子用于出租。
租住在壁板楼的人员十分混杂，大部分是小商贩。也有民工，他们从事着房屋装修、油漆家具、收购破烂、蹬三轮车等等杂活。还有无业游民。到夜晚，壁板楼附近的街上游荡着一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妇女，有年轻的也有岁数大的，她们通常被市民称作“鸡”，随时会将一些身份不明的男人带到出租屋里。
每个晚上，劳累了一天的麦穗回到壁板楼，她搂着女儿缩进被窝里，仍然能清晰地听到来自左邻右舍的不同声音：洗麻将牌时哗哗地响，醉汉们的猜拳行令，轻佻男女的浪笑，甚至是某个老太婆在睡梦中含糊的呓语……这些声音东一下西一下，毫无遮拦地撞击着麦穗的耳膜，她下意识地用双手捂紧麦子的耳朵。想到孟母三迁的故事，但麦穗做不到。虽然她送盒饭能节余一点钱，麦子却进了砂城一家大工厂的子弟学校读书，除正常的杂费和书本费外，每学期都要交一千元左右的借读费，读到小学毕业时，她们获得的那一笔拆迁安置费已经所剩无几了。麦穗没有能力租一间条件好一点的房子。
天无绝人之路，麦穗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带着女儿离开壁板楼的理想很快实现了。刚改制不久的砂城纺织集团公司下属的毛纺厂为配合市政府的“再就业工程”要招收一批合同制女工，得到消息的麦穗激动得彻夜未眠。但是，招工需要交一笔集资款才能签订劳动合同，麦穗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余下的全部积蓄。还差一点钱，她卖掉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而又不属于必需品的东西，包括当初为了给女儿学习音乐买的一架旧电子琴，买的时候五百元，卖了三百元；她自己的一块手表；祖母临终时留给她的一枚金戒指和一块翡翠项链坠子；几件暂时不用的家具。七凑八凑，总算把一万多元集资款交齐。那会儿的麦穗并没有因为缺钱而产生过大的压力。麦子成了纺织集团公司的职工子女，可以到公司子弟学校读书，不再交纳昂贵的借读费了。至于其他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当麦穗开始在毛纺厂工作，她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如她希望的那样有太多改变。厂领导也许觉得她岁数偏大，也许是出于善意的照顾，总之没有把她分配到生产车间，而是留在厂里打杂，当了一名后勤人员。生产车间的人工资有四百多元，勤杂工却只有三百多元。但她不能说什么，不能让照顾她的领导认为她不知足，尽管她很需要钱。她和女儿的日子可想而知。好在进了毛纺厂算是固定工作，稳定，将来有养老金，她觉得日子还是有盼头的。
麦穗没有预计到，伴随着麦子的成长，需要支出的花费越来越多，沉重的负担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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