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些题外话。家康和淀殿生活的年代，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还在世，时年六十七岁。虽然他在经济上十分困顿，但是其作品《堂吉诃德》已经在西班牙知识分子中家喻户晓。日本旧历庆长十年（1605），塞万提斯出版了《堂吉诃德》的上卷，并开始创作下卷。当家康一步步进攻这座日本战国时代骑士们最后的堡垒——大坂城时，塞万提斯这部辛辣讽刺西班牙骑士精神的小说已经快脱稿了。第二年元和元年（1615）夏之阵那一年，塞万提斯出版了《堂吉诃德》的下卷。日本战国时代最后的骑士们逐渐消亡的历史事实，与塞万提斯通过塑造最后的骑士堂吉诃德，给此前盛行的骑士小说以致命一击的时期，竟然出乎意料的一致。或许世界历史原本就在同一气场中变动吧。
再换一个话题。塞万提斯通过创作《堂吉诃德》这部虚构的小说，为世人塑造了一位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这为我们后世整理、分类人物性格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比如朋友之间一段很轻松的对话，我们只需要说“那家伙就是堂吉诃德”，就能让对方了解所提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与莎士比亚为世人塑造的典型人物哈姆雷特有异曲同工之妙，使后世的我们享受了极大的便利。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德川家康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同一年去世。他们都死于1616年，即日本的元和二年。
更让人吃惊的共同点是，这三个人甚至连去世的月份都完全一样。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死于4月23日。日本的德川家康则早几日，死于4月17日。
……不过，笔者开头写这些并不是为了让读者知道上述那些偶然性。日本历史上，这一时期正值骑士道大灭亡。日本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过上述那样的作家和文艺作品，也没能通过虚构创造出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但是，在文字以外却通过事实成功塑造了一位那样的典型。在这里又找到了一个重大的巧合。
“那是个像家康一样的男人。”
后人对人物进行批判与性格分类时，常用家康来比喻所谓的“老狐狸”。家康与前面提到的两位文学家的不同点在于，他从年轻时开始一直到去世的七十四年间，在实际人生中塑造了自己的个性。不仅如此，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还表演了一场日本历史上的“性格剧”。家康虽然没有写过小说和戏剧，但是他的才能说不定很适合写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攻打大坂城”这场宏大的实际表演是由他一手自编、自导、自演的，并且给后世留下了“家康”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作为遗产。
通过家康的剧本和导演，他的对手淀殿也被打造成女性性格的典型。我们这些后人会说“那个公司里有一位淀君”。
跟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一样，淀殿的名字也因为便利开始被我们这样使用。上述世界史中同一时代的相似现象，能否被单纯地看成是偶然的巧合？关于这一点，我多少有些愉快的困惑。家康通过导演“大坂之阵”这部大戏，给日本的战国骑士时代画上了句号。当历史的齿轮发出猛烈的嘎吱声，中世风格的一切即将逝去的时候，登场人物很可能不得不以极其接近本色的典型性格登场，随后又不得不退场。比如固守大坂城的后藤又兵卫和真田幸村等骑士，很多都不得不扮演堂吉诃德式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些活跃的带有悲剧色彩的骑士们，才能以“民族英雄”的形象被后世传颂。秀赖也一样。前文已经提过，中世的历史已经进入倒计时，秀赖被这样的主题逼进了死胡同，最后不得不亲自出演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这在后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
真田幸村和后藤又兵卫一开始就对大坂方获胜不抱任何希望。受战国精神影响最深的他们，只是想从大坂城的防御战中寻求最后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罢了。但是，他们与堂吉诃德多少有些不同，至少他们的行动是理性的产物。
当然，他们也设想了几种“可能会赢”的情况。
不过，每一种情况的成立都构筑在“偶然”的基础之上。
“长期守城为妙。只要长期守城，一定会发生变故。”
所谓的“变故”是指发生对自己有利的意外。
总之，东军出动了史无前例的四十万大军，密密麻麻地布阵于大坂城下的原野、丘陵、池畔、竹林。大军很容易发生变化。甚至可能发生改变历史的变化。比如，家康在前线病死。
武田信玄晚年率军西上时，织田、德川的联合军队在各地连连败退。织田信长看上去已经吓得缩成一团，世人也觉得他的命运即将终止。然而，常胜将军武田信玄的军队却突然从前线撤离，静悄悄地退回了领地甲州。原来是信玄在前线病故了。当时，幸村还是个少年。那时幸村一族全部隶属于武田家，所有人都跟着远征军上了前线，所以他很了解这个决定历史的变故。幸村不仅了解，而且也跟武田家的遗臣一样，心里藏着一个解不开的心结，还有对“意外”的信仰：
“如果那时信玄公寿命未尽，现在天下应该大不相同吧。”
“只要右大臣家有那种命，就一定会有智谋难以企及的、意想不到的幸运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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