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
明初的大移民，与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有关，只不过其性质不再是战争中的避难，而是战后的重建。北宋时期，中国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中古时代繁荣的顶点。12世纪初，兴起于今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中游一带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在灭了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后，又灭北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导致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1141年，金与南宋订立和约，金朝统治着南起秦岭—淮河以北的北中国广大地区。宋金对峙时期，虽然秦岭—淮河是两个政权的分界线，但事实上，战争在江淮之间不断进行，使得这一区域长期成为人口稀疏之地。元代末年，群雄并起，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一代枭雄，都是从江淮之间崛起的，战争也大多在这一区域内进行。
金朝统治下的华北，人稀地荒。女真贵族采用不断收夺汉人的土地拨归屯田军户，一段时间以后，肥沃的土地转为瘠薄，瘠薄转为荒芜。至13世纪初，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华北地区田之荒者也动辄百里，到处“草莽弥望，狐兔出没”。13世纪初，新崛起的蒙古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开始征战。1234年灭金。在蒙古人的灭金之役的同时，北方发生大的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不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朝黑暗混乱的统治持续半个多世纪，中国北方受到破坏最深。北方地区的安宁大约维持了一个世纪，14世纪中叶，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当中。鼠疫流行不仅造成中国北方人口的大量死亡，还随着蒙古人的征战，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黑死病流行。直到今天，在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关于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传说。如在山东西部的茌平县，传说元代末年瘟疫流行，红头苍蝇四处乱飞。在苏北地区，则称“红蝇赶散”。在山东梁山，传说元代末年该地为浓雾所笼罩，持续七日不散，人口大量死亡。同时代的埃及作家也记载了自商人那里听来的传说，中国北方毒雾迷漫，鼠疫肆虐。
南宋与蒙古人的对峙持续了45年。最初南宋联合蒙古人灭金，以后却被蒙古人所灭。蒙古灭宋的激战主要发生在四川及相邻的陕南、鄂西一带，战争同时也有大规模的瘟疫发生，四川人口大部分死于战争和瘟疫。在湖南北部的长沙府，战争也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在女真人南下的大约250年中，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面前，汉族一直采取防守的姿态，从未取得过真正的战略上的主动。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1341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1348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1351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1352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1353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
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得仅余有18家。河南也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
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16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特别是河南，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1341年到1365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时的大名路，1352年夏，“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中原地区从1335年到元朝灭亡的这40年里，大饥荒就达15次。以致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1377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到了1384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三千户的三十余州降为县。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
而在北方的山西和南方广大地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我们这里仅仅以山西为例作出说明：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山西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很是稠密。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面对内忧外患，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他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臬（参见《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采取了移民和军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强北部边防，开垦荒地，保障军民用粮，恢复农业生产。于是乎，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历时五十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从朱元璋（年号洪武）在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首次下令移民到朱棣（年号永乐）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一月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为止，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持续了50年，前后共计18次之多。这18次是：
第一次：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命大将军徐达挥师北伐中原的同时，下令迁徙苏州府富民充实濠州（今安徽凤阳），明初移民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其后，不断完善，全面推广，深入发展。
第二次：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在河南设立司农司，议计民授田，负责移民垦荒事宜。六月，以苏、松、嘉、湖、杭五府地狭民稠，而皇明发祥地临濠地多闲弃，迁五府无田贫民四千余户往耕。
第三次：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移山后之民一万七千户到北平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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