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和珅作为乾隆皇帝的第一宠臣，他财产的来源，应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乾隆皇帝的赏赐。也就是说，和珅财产的来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正当的合法收入。
除了乾隆皇帝大量的赏赐之外，和珅敛财的手段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大发人情财；二是利用职权进行贪污；三是利用吏部勒索百官；四是进行投资经营。
首先，我们说说和珅是如何大发人情财的。
在朝为官，重要是能消息灵通，尤其是职位较低不能接近权力核心的官员，能否从大官口中得到瞬息万变的内部信息，决定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为了得到这些信息，总会有人不惜花费巨额财富打通关节。所以历史上才多见官员巴结、勾结太监之类的事情发生，为的就是能从皇帝身边的人口中得到朝廷上一点一滴的风吹草动，好见机行事。
以和珅的地位，他无疑也是追逐者的首要目标。他只凭朝廷的内部消息就可以大发人情财。比如，1780年发生的一件事，就让和珅发了不少的财。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一年，乾隆皇帝决定第五次南巡。此前刚刚投靠了和珅的泗阳县县令国泰，接到了和珅的密信。信中说乾隆皇帝此次南巡，必然会去祭祀孔庙。祭孔之后一定会途经泗阳县（今属江苏省宿迁市），乾隆皇帝经过的地方应在距离县城东边50里的地方。和珅命国泰在此精心筹建一处行宫，以博皇上的垂青。国泰马上调集全县能工巧匠，在和珅指定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行宫。
乾隆皇帝祭祀过孔林、孔庙后向南进发，路过泗阳县县境时，果然发现了这座优美别致的建筑，命人进入行宫。只见行宫修建得非常好看，令乾隆皇帝顿生世外之感。
乾隆皇帝当即命和珅召见国泰。国泰面见皇上，从容应对，和珅又在一旁赞不绝口。两人博得龙心大悦，马上降旨擢升国泰为道台（相当于地级市市长）。国泰感恩不尽，立即给和珅送去了大量的金银。其他投靠和珅的官员知道和珅略施小计就让国泰擢升为道台之事，心中也兴奋不已，纷纷主动送礼给和珅。
从此事中可知，和珅为官有他“好”的一面：他为国泰无偿地提供了一条消息，让国泰抓住了升迁的机会，国泰升迁后一定会回报和珅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人也不会觉得和珅收受他的礼品是多么不道德的行为。
那么，和珅又是怎样利用职权进行贪污的呢？
从28岁起，和珅长期担任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部长），而户部的职责就是管理天下钱粮。因此，和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进行贪污。注意，我这里用的是“可以”，为什么呢？真的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和珅在利用这个职务进行贪污。我见过一个有关和珅在此任上进行贪污的野史笔记。
说的是清朝时规定京师统一在崇文门征税。崇文门监督一职，一向被视为第一等肥缺，自乾隆朝始，任此职者，多为皇帝之亲信重臣。粗略统计，在乾隆朝，即有大学士傅恒、舒赫德、阿里衮、福长安等亲贵大臣兼任过崇文门监督。而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这8年内，崇文门监督一职，则由皇帝的宠臣和珅连续出任。
和珅呢，他对崇文门税关的控制也很严格：所有往来的商人、官员，甚至连进京应试的考生也都一律要收税。外地进京的官员，职位越高，收取的税金也越高。
山东布政使（相当于省长）陆中丞由山东任上进京朝见皇帝，到崇文门税关时却拿不出关吏索取的高额的税金。无奈之下，他只好把自己的衣服被褥都放在城外，只带一名侍从，两手空空地进城。他对守门的吏卒说：“我只是孤身一人，并没有什么东西，凭什么要收我的税。”这样他才得以进城面见皇帝。进城之后，他又不得不向别人借了被褥一用。有的人就认为和珅是在利用职权在这之间进行贪污。
在这里，我有几个想法需要说明：
第一，在户部尚书任上，和珅是否贪污过无从查考。我们刚才所说的山东布政使的事来源于“野史”，一是不足为凭；二是即使事情是真的，也只能证明是和珅用人不当，不能证明是和珅贪污——毕竟那是和珅下属的行为。
第二，说实话，担任户部尚书，每天看着那么多的钱，钱啊，从自己的手中进进出出，如果缺乏了监督机制，要想做到不贪污，也实在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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