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企弓已经是个七十开外年纪、戴着满头白发，拖着一把美髯的老官僚了。他的同僚给他加上一个徽号，称之为“美髯公”。做官的人唯恐爵位不高，官衔不多。耶律淳即位之初，已拜他为燕国公，现在他又得了这个恭维性的称号，成为双料公爵。按理来说，他应当是十分满意的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美髯、他的皓发、他的年纪都不能遏止他的与年俱增的功名心、嗜进心，可以说这个人一生中唯一的本领、唯一的欲望、唯一的嗜好就是做官。按照资格，在天祚帝的政府中，他已经是爵高望重、首屈一指的南面官。到了耶律淳、萧皇后的政府中，他又进一步加官晋爵，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地位。但是李处温以拥戴之功，在名义和实权两方面都居他之上。李处温门第虽尊，职位却一向比他低得多，让这个宦场上的后生小子凌躐于他的头顶上，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他只好怪自己没有养下一个好儿子博得皇后的欢心，让这股裙带风连儿子带老子一齐送上青云。当萧皇后“辞庙哭灵”，向他们诀别之际，他又恨自己没有当上蕃汉兵马都元帅，手里没有兵力，不能把皇后扣留起来，当作一件奇货卖给大金皇帝。
他们这样一种类型的官僚是每个封建朝廷中的主要构成者，是庙堂之上的必要的点缀品。只要爬到这个地位，他们的思想意识、言语行动就会不知不觉地纳入这种轨道。他们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当时的辽、宋、夏各朝廷中都不缺少这一类官僚。
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明确的，到了必要的时候，使用的手段也可以是肆无忌惮的，一切都为了做官、升官。但在表面上，却要装得体容有度，道貌岸然。道貌就是他们的保护色。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于既得利益，与道貌岸然的外表截然相反，在内心中常常是怨天尤人的。在辽政府中，他怨恨李处温父子，怨恨耶律大石。投降了大金以后，他又妒忌地发现在迎降诸人中，只有刘彦宗眼明手快，处处抢了他的先着，每每受到大金皇帝的青睐。而他自己很请楚，在大金皇帝心目中不过是一枚老朽无用之物，只是利用他的童颜鹤发、美髯长须，在朝堂上摆摆样子而已。而在新创的大金皇朝中，朝堂集会也是无足轻重的事。
他的估计相当正确。现在是需要扭转这种局面的时候了。
他发现机会已经来到，既不需要—个能够博取内宠的好儿子，也不需要一支为他开路的军队，只消动一动笔就能取得大金皇帝的信任，突出于诸降臣，特别是突出于刘彦宗之上而成为新朝的佐命元勋。
马扩首先夺门而入燕京时，曾在通衙大街上张贴安民告示，大意说金军入城，不久即将交割与大宋朝廷，望应蕃汉军民等各安生理，毋自惊扰，并严禁金军骚掠，违者以军法从事等等。左企弓打的主意就是要在这篇告示上做文章。这是为大金皇帝的利益着想的头等大事。他的后半段的富贵荣华就靠这篇文章。
左企弓和马扩曾在北极庙见过一面，当时，彼此都没有好感。马扩是连主张降宋的李处温也十分瞧不起的，何况是明目张胆地主张降金的左企弓等人。他把这些汉儿们一律看成为甘心事虏的臣妾，一旦危亡又都想自找出路的趋利小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当他在北极庙看见左企弓的白发红颜，不免要在心中暗骂一句“皓髯匹夫”。左企弓曾在几次御前会议中力主杀死马扩，先已对他有了刻骨仇恨，见了面时，限于礼数，不得不敷衍两句，心里也自骂他“无知黄口”。迎降金朝以后，他又曾在通衢上、在金殿上遇见过马扩两次，看他带着五百名铁骑横冲直撞，还听说他侵入自己的禁区以内，居然闯到中书省来索取图籍档案，更加感到痛恨。
左企弓本来是个身长六尺七寸的高个子，可是从先天带来的软骨病，使得他常常挺不起腰板，伸不直脊梁骨，把他从头顶到地面的距离缩短了七寸。现在碰到他的新主子大金朝的诸位郎君、大将乃至小小的猛安、谋克，甚至一名普通的士兵，他都不免要侧身俯首，伛偻而行，把他的身长足足又缩短了一尺。这使他看起来好像一只刚从锅子里捞起来煮熟的大龙虾。
可是龙虾有龙虾的哲学，对于征服者，它固然是一只煮熟了的弯腰哈背的龙虾，对于其他的人，却是一只须髯怒张、瞪眼竖眉的活虾了。对于征服者叩头屈膝、鞠躬尽瘁一番，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同样都是战败国的宋朝使节，也要让他张了黄幄，在金殿上受辽臣之贺，还要他这个德高望重的美髯公向他跪拜叩首，这却使他感到十分不公平了，他不免又要在心里骂一声“无知黄口”。
气愤、不平还是小事，令他日夜悬心，十分害怕的是。一旦大金皇帝真的践约把燕京城以及附郭割还给宋朝了，叫他左企弓怎么办？他左氏家族，树大根深，久已习惯了燕地生活，还有良田千顷，都是燕京近郊的膏腴之地。要跟大金皇帝北迁，到那苦寒穷瘠的会宁府去，自己先不愿意。如果大金皇帝一时慷慨，把他当作燕京城的附着物，连城带人一齐移交给宋朝，那就更加危险了。他深恐落到宋人手里，特别碰到马扩这样深明他的底细的人，一旦行遣，就会有杀身灭族之祸。他左思右想，要跟着走或留下来，这两条路都行不通。
像左企弓这样一个处世哲学非常现实，而又屡经风险。在宦场斗争中积有丰富经验的老官僚，对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他虽然老态龙钟，头脑却并不颟顸。
与大金朝的诸位郎君们厮混了半个多月，多少了解了一点他们的真心实意以后，他就动足脑筋，壮了胆子，一手拿着从街头撕下来的安民告示，一手拿着他精心结构的献策，匍匐往见大金皇帝。献策的后面，还附有一首律诗，最后的两句是：“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河山一寸金。”
就诗论诗，这两句确实有点道理，不愧是好句。可笑的是这两句好诗恰恰出于早已把自己的民族灵魂出卖给契丹贵族，现在又想把这座燕京城从契丹贵族手里稗贩给女真贵族的卖国专家左企弓的手里。这说明做诗、写文章与行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相信“言为心声”的人未免是太老实了。
但就达到他个人目的而言，这首诗可算是献得十分及时、十分讨好。这不仅因为它投了阿骨打之所好，更重要的是它为阿骨打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旧辽的军民大臣只愿臣服大金朝，不愿让燕京城交还给宋朝。大金皇帝应天顺人，既然旧辽军民不肯交还燕京，他怎肯做这等违拂人情、物议的蠢事？其实阿骨打本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代替旧辽军民说话，用不着左企弓献诗后才想到这一层。把统治者的意志说成是臣民们的意志，这原是略具政治技巧的封建统治者惯用的办法，但对于草创朝廷不久，还没有进化到这种文明程度的完颜阿骨打来说，这确是个新鲜玩意儿。左企弓的献诗，启迪了阿骨打的睿智。他顿时对左企弓另眼看待，唤左右赐一个锦墩与他，要他按照这一层意思，当殿拟一道告示，复贴在马扩的告示上。表示大金皇帝按受旧辽军民的恳求，无意撤退军队，割让城池。他以此作为向宋朝示意的一个试探球。
这个消息很快就通过宣抚司传到东京朝廷，它对于正在做着接收燕京的黄粱美梦的宣和君臣，不啻是当头一棒，把他们打得目瞪口呆，晕头转向。把一座热热闹闹、正在筹备庆贺大典的东京城，顿时卷进到一殿冰冷的寒流中去。
用兵是势所不能的，只好再派人去哀求。赵良嗣、马扩都是原经手人，当然非去不可。朝廷还怕他们的地位不高，说话不能取信于金人，又特别加派了官家的侍从大臣周武仲与赵良嗣分别担任国信使副、派马扩为计议使，要他们不惜重赂厚遗，务必要把燕京城拿回来，给朝廷挽回一点面子。
上次还算是协商借兵，这一次是真正的哀求了，哀求他们撤兵让地。这当然又是一次十分艰苦、异常屈辱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可以想象，大虫已经吞进一块肥肉，正在细细咀嚼品味它的美味，要从它的喉咙口掏出这块肥肉来，这是何等艰苦的谈判！阿骨打这次又退居幕后，连斡离不也不好意思露面了。谈判的主要代表是兀室，他一口咬定旧辽的军民大臣不愿金朝交割燕京，大金皇帝怎能违天逆人，沮丧他们向化之心？既有实力地位做他的后盾，又有应天顺人为他的借口，道理总是在他的一边，说话偶然“梢”一次“空”。又有什么大不了！
幸而恰巧是金方自己提出来的理由，发生了一点纰漏，这才使得谈判稍有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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