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十，东京人轻松愉快地送走了北伐大军。在检阅场上，宣抚副使蔡攸出尽洋相。这一幕演出成为那几天人们谈笑的绝好资料。还有人模拟他的动作，不断在腰间摸索，忽然一个失手，宝剑“豁朗朗”地坠落地上。这很快就风靡了东京城，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豁朗朗”一声就成为臼子舍人的代名词。
在那段时期中，东京人的确对他们毕生从未经历过的战争发生莫大的兴趣，彼此见了面，都要以有关战争的火热的新闻作为谈话内容，并且把有关战争的真实的、真假参半的以及完全虚构的消息相互传播，似乎非此不足表显出他是个时髦人物。
东京人之所以对战争具有这样大的兴趣，首先因为它是“毕生未经历过的事情”。人们对于新鲜事物都感到兴趣，除非他是个保守派。一切住在大城市里的时髦人物最怕的事情莫过于送他一顶保守派的帽子。
再则在大军刚要出发的几天内，有那么多的人被直接和间接卷进了这场战争，从而使他们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人不得不对它关心起来。
史大郎是家住在九桥门街的一个青年小伙子。他爹在当地开家熟肉铺子。大郎的活动范围早就超越过他爹的社会地位而高攀上一批达官贵人的衙内、舍人们，成为他们与街混儿、泼皮之间的媒介体。大郎一向生活得那么活泼、愉快，成为那个地段的“子弟班”中的核心人物。谁料到高三公子把他拉上一把，居然混进北伐军的队伍中当名小军官。他一走，地方上少了个惹事生非的领头人，倒惹得大家对他想念不止。这就是一个因为战争而引起大家关心的人。
再如潘楼街一家规模宏大的成衣铺子，一向以裁制仕女时装出名。人们都知道它是高俅的长兄、眼泡皮底下生个大肉瘤、绰号叫做“司马师”的高杰的本钱。这家成衣铺从正月以来忽然添挂出一块“本店重金礼聘高手名师精制衣甲旗帜”的招牌，承揽了北伐大军全部的衣甲旗帜等项业务，发了一大笔横财。这不但引起同行的公愤，也使得广大市民都为之愤愤不平。因为东京人信奉的经济分配原则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使，反对独揽垄断。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要受到公众的唾弃。果然有一天，衣甲业行会的会头带了百十个同业，声势浩大地把这家成衣铺的招牌砸了，吓得“司马师”只敢从后门溜走。在街道上作壁上现的市民们都为之拍手称快。这又是一件因为战争引起的社会新闻。
在那段时期中，人们到处都可以听到类似的新闻和消息。把它们积累起来就给战争造成一种看得见、听得到、闻得出、摸得着的现实的感觉。东京人不但都是时髦派，又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现实的事物一向就十分敏感。
再则，凡是分得出胜负的玩意儿，例如年轻子弟赛锦体，庙会看相扑、端午节参观龙舟竞渡等等，东京人莫不感到兴趣。恰巧战争也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中，何况这场战争又被当局者描绘得如此轻易就可以获得胜利。小关索李宝在一场角抵中打败他的对手还得流一身汗哩，哪能这样容易就打胜仗？老实说，东京人不怕打不赢伐辽的这一仗，只怕赢得太容易了，看不过瘾。譬如说：龙舟竞渡的一方把对手拉下六七十丈，那就要使乘兴出城去参观的观众们败兴而返了，他们一定会口出怨言道：“这是各归各的划船，算得什么竞渡？”东京人喜欢的是只差分秒毫厘之间的胜负，他们希望看到的战争的胜利也就是那种只差一点就险险乎被对方打败的胜利，这看起来才叫人兴致勃勃地过瘾哩！
可是当六军出发以后，前面的一种因素逐渐减少了，而胜利的捷报也没有像他们预期那样很快传送到东京来。东京人虽然喜欢只有几微之差但又要是立等可取的胜利，旷日持久的结果不合他们的脾胃。东京人当初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这真是大煞风景。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人们对战争的兴趣减少了。到了一个月以后很少再有人谈起战争、关心战争，只有亲人在军队里的家庭才是例外。可是例外之外又有例外，有的家庭虽有人参加战争，家里人只当他出门去做买卖，根本不关心他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既没有战败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把战争和死亡、危险等令人不快的概念联系起来。
这种对战争冷淡的程度，到了五月下旬一度达到冰点。
“前天看见你家大郎回家来了！”有人问到他的邻居。这个大郎就是家住在九桥门街的那个活泼、愉快的小伙子史大郎。他的出征曾受到邻居们热烈的关心。现在他悄悄地开小差回来了，自然也会在一些人中间引起疑问。
“可不是他们那一伙都回来了。”大郎的爹不痛不痒地回答。
“大郎在前线可好？”
“他的事情谁知道。”
“前线打了胜仗不曾？”
“天知道。”。
“大郎这一回来，还去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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