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的说话中带着一根令人难以咽下去的骨刺，但是大家既然齐心协力地把这场祸水推开去了，管他咽得下、咽不下这根骨刺，都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会场。只有刘鞈一个人的心情反而十分沉重起来。
原来今天刘鞈在会议中，起先打算推举的出使人选，并不是如他后来点头承认的马扩，而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提名的儿子子羽。刘鞈所以有勇气敢于排除一切顾虑，打破常规，把儿子的名字提出来，因为有双重理由支持他：对公来说，遣使谕降，确是当前的要着，需要一个能够胜任的人选去充当使臣。对私来说，子羽参军以来，只在参谋处当一名无足轻重的掌书记，办些例行公事，还没有机会表现出他的非凡的才华。目前战场上既无用武之地，让他出使一行，正是他探虎穴、取虎子，为自己造成脱颖而出的唯一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恰巧落在他的脚下，白白错过了。岂非十分可惜？
可是他毕竟提得太轻率了，话一说出口，他的勇气就骤然消失。眼前这幅图景实在太可怖了，谁要出使去，谁就可能遭遇赵、张两个遭遇的命运。内举不避亲，固然为《春秋》所美，把儿子推上死路去，却也是大乖人情的。他想推荐儿子出去大显身手，这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而推荐儿子走上死路，倒是十拿九稳。律以天理人性、圣人的教训，都是煞费踌躇的事情。他好像一个“客气”用事的战士，乍听得战争的号角声，没有多考虑一下，立刻就披坚执锐，冲上第一线，可是一看到剧烈的战斗和一批批倒下来的战死者，他忽然害怕了，畏缩了，发起抖来，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多谢赵良嗣忽然提出了马子充的名字，替他解了围。
他承认，从担负这项任务的任何条件来说，马扩都比他儿子强。他对这两个青年人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了解，可以作出十分公平、正确的判断来。他后来同意马扩，推荐马扩，从公事的立场来说完全可以心安理得。
可是“良心”呢？对于他，除了公事，还有一个反躬自问的良心问题。
他想起圣人之训。他明明想推荐儿子，临时又产生了恐怖心，反而硬说他想推荐的就是马扩。这首先就犯了“欺人”的罪名，把可能要压到自己儿子头上来的杀身之祸，转嫁到马扩身上去，这又大有背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还有他与马氏父子素来熟识，彼此很有交情，当年在静塞古堡和羌人谈判后，他从一个中级官员，一跃而升至微猷阁待制的显要地位，这一大半是靠马政的功劳。人之父有德于己，而推祸及其子，“以怨报德”，又是圣人所深戒的。一举而有三失，显然违背了他平日自持的道德标准，使他十分内疚起来。
道德家用道德来炫惑别人，好像魔术家用魔术来炫惑观众一样，他虽然要求别人相信这是真实的，他自己的内心中却十分明白那是虚伪的。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别人的行为，但决不能约束道德家本人的行为。这在业余的道德家固然如此，在专业的道德家则尤其是这样。
要替刘鞈说句公道话。在专业的道德家中间他确是个例外的人物。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用道德来欺骗别人，同时也欺骗自己，两者都没有自觉。他对别人提出很高的要求时，确信自己也可以做到，当他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时，认为别人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他从来不怀疑自己是个真正的“君子”，因此才可能在这类纯粹属于利害关系的考虑上感到内疚的痛苦，感到所谓“良心”上的不安。这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中间人物。
怀着这颗内疚的心，他回到参谋处，就把儿子找来，详细地告诉他会议的结果（只是隐瞒了他最初要把儿子推荐上去的心理活动），要他立刻去转告马扩，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如果马扩对于这项使命没有异议，那么八面摆平，皆大欢喜，谁也不必替谁负责。如果马扩不愿出使，那么他在事前已经通知过他，使他赢得时间，可以在宣抚使面前托词婉辞这个差使。而他自己也可借此弥缝心里的内疚，减轻精神负担，偿付这笔道德上的债务。
但是并非道德家的儿子跟父亲的想法却不一样。
既然这番出使如此重要，又是如此危险，那么父亲为什么不替他争取？越是危险的地方，他越要挺身而上，以炫耀自己的勇敢，显示出自己无所畏惧的气概。
“马子充去得了的地方，为什么我刘彦修就不能去？”这个大好的机会被郎罢（他也是个福建人）生生错过了。现在他既不能使宣抚使推翻成议，改变出使人选，又不愿屈居马扩之下，要求去当他的副使。这两件都做不到，他只好等以后的机会再说，心里十分懊恼。
他到宣抚司去找马扩，没有找到他。
“这个马子充算得是什么宣抚司的人？”司里的人员抱怨道，“你要找他，还是到他娘家去找，才有着落。”
“休提那个姓马的小子！他是匹没笼头的野马，既不应卯，又不请假，到处乱跑，几天也没有影子。”
“宣相刚才找不到他，正在大发雷霆。已经打发五七个人到处去追寻他了。”
刘子羽连夜赶到统帅部去找他，那里的人也说已有好几天没见马子充了。两处都没有他的踪迹，这匹没笼头的野马跑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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