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虽然大有人在，国家大政，特别是边防危机却很少有人过问。他们哪一个在台上都是如此。人们清楚地了解，除了面孔不同，姓名籍贯有别以外，他们之间每个人的心术、伎俩、作风等等都好像是一块印版上印出来的，谁也没有新的看法，谁也拿不出新的办法。他们本来就是从一根藤子上长出来的窳果烂瓜。
看来在边疆危机上，还是宣和天子本人比他的大臣们多操了一点心。
譬如，从燕山府“惨复”以来，他曾经好几次召见熟悉边疆问题的赵良嗣、马扩，有所咨询，表示他很关心那边发生的情况，态度也好像十分诚恳。他使马扩一度对他产生新的幻想，认为官家在事实教训下，已经下了决心，想把搞得一塌糊涂的局面重新整顿一下，希望的曙光隐隐约约地出现了。
可是官家的决心是十分有限的，他的一切措施仍然凭一时冲动，一时好恶，想到哪里，做到那里，或者随着事变之来，临时应付一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谈不到有什么通盘计划。至于说他已经痛改前非，准备与民更始，那更是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的梦话。
在一次奏对中，马扩奏明了耶律大石在西方的活动，并介绍了耶律大石之为人。官家对此很感兴趣，忽然想出一个点子，要想师“海上之盟”的故智，派人与耶律大石联系，约他双方夹攻金朝。当时耶律大石努力经营天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已经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暂时并无回师东向与金人抗衡的可能性。马扩分析了形势，力劝官家不要存在与事实相距太远的幻想。这次官家又没有接受马扩的意见。派去与耶律大石联系的人走不到一半的路程，就连人带书函，一起被金人捕获，引起金人强烈的责问。朝廷当然也可以把责任推向下面，无如国书上印玺历历在目，证据具在，要完全推卸责任是办不到的。这一件虎头蛇尾的事情，并未得到一点好处，反而为金人造成一个口实。
这一错误又引起另外一件性质恰恰相反的错误。宣和五年冬季，接伴大金贺正旦使王昂以“使事不谨”的罪名被特敕勒停接伴职务。这一次是因为金朝派来的使节对上述事件啧有烦言，状元出身的王昂多少还有点骨气，他出于外交官员的责任感，为朝廷辩护了几句，金使就跑到政事堂大闹起来。这时官家好像被人抓到人证物证的舞弊犯一样，理亏情屈，唯恐再因此开罪了金使，不问情由就撤去王昂的官职，以谢金人。
这两件事，或左或右，或过或不及，都办得不妥当。官家想到就做，做了又要后悔，后悔了并不补过，有时反而以更严重的错误来掩盖以前的错误，以致造成更大的后悔。边境大计，显然经不起他几次后悔的。
在边境用人问题上，也是如此。
官家对童贯的反感越来越深，这在第一次伐辽战争时就已略露端倪。童贯无法改变官家对他的好恶，但有本领做到官家即使不喜欢他，仍然不得不借重他。这一点却是蔡京、王黼他们办不到的事情。官家虽然宠爱蔡、王，高兴时可把他们加诸于膝，放在揆席的地位上，不高兴时，又可以一脚把他们踢开，推入万丈深渊，无所顾惜，也不怕发生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对童贯则不然，宣和五年燕山收复以后，官家做了一件快心的事，把童贯撵下宣抚使的位置，代之以贪吃懒做的宦官谭稹。可是事实证明，谭稹实在抬举不起，他在前线一年，举止乖张，行动失常，引起各方面的怨气冲天。官家迫不得已，只好再次起用童贯为宣抚使主持前线军事。
这是一个违反官家本意的任命，与此同时，官家又暗中做了手脚，提高郭药师的地位，使他专制燕山一路，不让童贯插手其间，目的是要鼓励郭药师更加尽心殚力，为国效力。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件直得官家大大后悔的事情。姑不论郭药师之为人能不能为大宋朝做到捍卫边患的虎将荩臣，在一座山里，放进了两只大虫，他们在彼此的火并中消耗了大部分力量，这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官家一心在文武大臣中搞平衡，连得这样简单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常识也平衡掉了，边事安得不坏？
总之，在边境问题上，官家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中。两年来，他的心理历程，可以概括在他的三句口头禅中。
金人咄咄逼人，他心烦意乱，最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且把它搁在一边再说，这叫做“且待商量”。
形势更加险恶了，他内心也更加着急，现在拖是拖不下去了，只好随手应付一下，观望观望，希望出现什么奇迹来改变处境，这是与敌方打“磨旋儿”，走着瞧。用他的口头禅，叫做“却又理会”。
形势再进一步恶化，一切矛盾全都黎露无余，眼看大祸即将来临，心中遑遑不可终日，不知不觉又形成了极度悲观消极的想法，这就是他近来不断悲叹“休、休”的原因。
千错万错，无一不错，从头错起，一错到底。东京人称一种用双色罗缎交叉缝制的女鞋为“错到底”，这个名称就概括了他们对时局的认识。现在，一切都向终点急遽奔赴，这个终点就叫做“大错铸成，万事全休”。一个朝代，首先是官家本人，然后是许多官员以至老百姓都丧失了立国做人的根本信念，产生了不祥的“末日感”，那么这个朝代的末日，确乎很快就要到来了。
历史上有两种情况都会使人们产生末日感：一种是长期积弱，到后来只剩得奄奄一息，人们普遍存在的脆薄衰竭的心理状态禁不起一点外来刺激而产生末日感，这是慢性的末日感，另一种是表面上繁荣富强，枝叶茂盛，实质上却早已蛀空烂光，一旦受到强大的外来压力，便堤决防溃，祸水横流，一发不可收拾，人们从长期欺骗着自己的假象中醒悟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惊慌失措，也会产生急性的“末日感”。
就北宋末年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而论，它似乎兼有这两者。
在当时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的末日感是一种兼有急性、慢性的，北宋式而非其它式样的末日感。面临着大祸当头，这种意识就会以各种形式强烈地反映出来，从而破坏神圣的抵抗运动。研究这一段历史，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要密切注意这种消极意识的萌芽、发展，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它，消灭它，免得使它成为抵抗运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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