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司法谈不上什么独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部长（廷尉）于定国跟杨恽的仇人戴长乐是有一腿的。所以，于定国治杨恽，应该不属于打击报复之类，而是公事公办。
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于定国给皇帝刘病已上了本一奏书，汇报了基本情况。于定国是这样说的：太仆戴长乐告杨恽那两条罪，基本成立，证人已经找到，没想到杨恽不但不服罪，还扬言要杀掉证人。
接着，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杨恽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才有今天的荣耀，他竟然不懂爱惜，狂妄无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请求皇上批准逮捕！
刘病已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久久不能说话。
刘病已真的很难做人。两个部级高官掐架，两个人都很牛气，一个是多年知己，一个是秉公办事的爆料大王，做为皇帝，站在哪边都不合适。但是，如果按罪把杨恽杀了，动不动就起杀气，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不是你死我活，横尸遍野，而是你好我好，和气共处。
最后，刘病已决定，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公职，降为庶人。
这就叫，各打五十大板。掐架的谁都不好过，谁都还有日子过。这才是刘病已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
案件走到这个程序，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告戴长乐状的，多数是杨恽；杨恽口无遮拦，不积口德，犯大不敬，基本也是属实的。
按以上认知，杨恽不应该喊冤，应该向老爹杨敞学习，暂时行“乌龟缩头法”，低调做人，明哲保身。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杨恽如果能学杨敞，他就不是真正的杨恽了。
真正的杨恽是什么？是司马迁的克隆版本，牢骚满腹，就必然发之。当然，心里有怨气，发发牢骚，舒缓心情，也不是不可以的。然而，杨恽到死都没明白一个道理：牢骚可以发，但不是任何牢骚都能随意发的。
杨恽被免公职，也没了爵位，但他不差钱，生活高枕无忧。不像当年的司马迁，被抓后连六十万钱都凑不出，落得一世内心都不得平静。杨恽之所以不差钱，一是因为家底很厚，二是他的人脉还在。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另起炉灶做起生意，发了不少财。
对杨恽来说，钱算个啥玩意儿，钱和命是一样长的，没啥意思。于是乎，杨恽到处赚钱，更要到处花钱，花钱只图一个事：痛快。
杨恽是挺有钱，但汉朝最有钱的不是他，而是张安世。当年，张安世官高盖世，富可敌国，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调，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他那样做是为了啥，是为了保命哪！哪像今天这个杨恽，心里有点不平，口袋里有几串钱，就要到处乱走乱花还乱说话，危险着呢！
有个人一看杨恽如此不谙世故，心里着急，给他送来一封信。信的大致意思就是说，杨恽啊！做人要低调、低调、再低调。最好装个可怜相，只要皇帝看了有怜悯之意，说不定哪天还会东山再起的。
给杨恽写信的人，名唤孙会宗，时为安定郡太守。人家的确也是一番好意，哪知杨恽看了，先是仰天长笑，接着只见他傲气一起，大笔一挥，给对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杨恽写的这封信很出名，史曰《报孙会宗书》。
杨恽这封书，完全是模仿外公司马迁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写的。当年，任安给司马迁好意来信，劝司马迁能推贤进士。那时，司马迁连自己都顾不上，哪顾得了贤士，于是压着信一直没回。后来，任安因太子造反一案下狱，司马迁悲从中起，挥毫而就，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大师顶天立地，充满了无限的战斗精神，他从替李陵辩护而被受宫刑说起，猛批刘彻寡恩无情，泄尽心中所有不平之气。
凡是经典文章，必有经典词句。在生与死面前，司马迁在文中振臂高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千年以后，毛主席用此话，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这话经毛主席一传，天下皆知，红遍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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