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正式开课之后，没过几天，刘秀便彻底失了望，甚至有了退学之想。原来所谓的最高学府，不过如此而已。
首先是对教师的失望。太学不同于今天的大学，太学的教师，并不分教授、副教授、讲师这么些级别，而是一律称为博士。博士们的教材共有六种，即我们所熟知的六经——《易》、《尚书》、《诗》、《礼》、《春秋》、《乐经》。
刘秀和他长兄刘縯一样，主修《尚书》这部中国最古老之书。本来，无论《尚书》还是其余五经，通读一遍原文，最多三四日工夫，细读一遍，也不过半个月而已。然而，太学生在太学里，一经动辄需要读上数年。难道，太学是故意要多骗些学生的学费？
不然！太学生非但不需要付学费，而且还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要是那时候的教育也实行产业化的话，出于赢利的考虑，则应该巴不得这帮学生越快毕业越好。可见，问题并不是出在学费上，而是因为，一经确实必须读上数年。
博士们所教的，太学生所读的，除了经文之外，还有附生于经文的注疏。这些注疏，便构成所谓的经学，经过一代又一代解经者的添加增补，已经变得无比烦琐复杂，成为一座座庞大的迷宫。
拿刘秀所学的《尚书》为例，光解释其中的“尧典”二字，一个名叫秦延君的经师就可以讲十几万言。也就是说，仅“尧典”两个字，就足够他讲上一个学期。还是秦延君，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洋洋洒洒又是三万多言。你说，你搞得赢吗？
类似秦延君这样变态的经师，比比皆是，似乎不把经文解释得天花乱坠、云遮雾罩，便不足以显示其能耐。于是乎，或牵强附会，或胡编乱造，或强词夺理，或向空而凿。一经之说，可以多至百余万言。可想而知，捧着这样的课本，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
很显然，这样的教育，只能泯灭人的灵性，使其陷入经义的泥沼，虽欲求道，而离道反愈远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虽然博士处无真经可取，但依然还有同学们在，彼此耳鬓厮磨、山吹海侃之间，也未尝不可获益。然而，同学们却分明也让刘秀失望起来。
在刘秀的想象之中，太学生应该是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热血沸腾，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满怀理想，不避利害；国有大事，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总之一句话，只需一小点火星，这群人马上就能变成易燃易爆品。或许，这些太学生毕业之后，热情渐渐耗尽，最终成为沉闷的官僚或顺从的臣仆，但至少在就读太学的时候，他们年轻过，他们张狂过，他们的太学生涯没有枉过。
然而，自王莽当政以来，太学的这种传统精神却已沦丧殆尽，始作俑者，则是一个名叫哀章的家伙。
哀章，广汉梓潼人，素无行，好为大言，在太学里默默混了N年，很不招人待见。然而，当机会来临之时，哀章只干了一件事，便彻底地发了迹。
当时，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王莽想自己当皇帝，而王莽也有这个实力自己当皇帝。无奈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王莽只能成天憋着，憋得那是相当难受。
哀章急王莽之所急，替王莽解决了借口问题。
哀章做了一个铜匮，又分别作了一图一书，图名为“天帝行玺金匮图”，书名为“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置入铜匮之中。图和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可知，乃是以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名义，遵从上帝的意志，将皇位传与王莽。哀章制作停当，蓄意挑了某日黄昏，能见度低，便于装神弄鬼，穿一袭黄衣，披头散发，持匮来到汉高祖刘邦庙，交付守庙的仆射，没头没尾说了一句：“报于王莽知。”不待仆射反应过来，便飘然远去。
仆射恍惚之中，以为遇见了神怪奇异，不敢怠慢，连夜上奏王莽。
王莽得报大喜，拍案叫绝。他也一直在苦苦寻找称帝的借口，怎么就没想到拿刘邦来做文章呢？如果连刘邦都同意将江山相让，那天下百姓还能有什么闲话好讲？绝了，这主意绝了。
次日一大清早，王莽便率领满朝文武，浩浩荡荡开赴汉高祖刘邦庙，拜受金匮图书。拜受完毕，一回宫，立马下诏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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