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了位于刘氏诸侯王之上的魏公,女儿当上了皇后,还享受着“赞拜不名”以及“九锡”这些超规格待遇,曹操的地位早已无以复加,如果不想自己当皇帝,这些似乎已经到顶了。

自己当皇帝的可能性已经被曹操亲自否决,自从《让县自明本志令》发布后,大多数人相信在曹操手里不会出现朝代更替的事。

不过,到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曹操的魏公又向前迈出了一步,献帝下诏,进封曹操的爵位为魏王。《后汉书》记载这件事时,用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自进号”就是自封,也就是非法的。这实在多此一举,谁都知道无论是丞相还是魏公、魏王,都不是出于天子的本意,不过在史书中捎上一笔,恶心曹操一下,对于拥汉派史学家来说也算出了口气。

献帝照例颁发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有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废话,但最后有几句话颇为重要:“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献帝派到邺县的使者是御史大夫、宗正刘艾,他本身也是刘氏宗亲,由他来当使者,增加了这项册封的合法性。刘艾带来的不仅有诏书,还有两份重要礼物,即金虎符和竹使符。

调动军队历来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皇帝颁发的信物,否则就是谋反。汉代用于调兵的信物大致有虎符、节、羽檄、诏书等,其中最郑重的是虎符,有铜质的也有金质的,这次送来的金虎符是金质的,一共有五枚。竹使符与虎符作用类似,不同的是它是竹质的。根据应劭的记载,其形似箭,每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它在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今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

竹使符没有出土文物,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了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型很小,高仅二厘米多,长不到五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

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这份诏书传达出来的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保持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

这三套班子都挺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先说魏王府,它是从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的,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前面说过,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清人赵一清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应当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的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了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统区”都纳入到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魏王国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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