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子产继续他在郑国的改革。
子产也许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改革，开创了中国法治史的先河。
《左传》：三月，郑人铸刑书。
子产命令人把刑法刻在了鼎上，是铁鼎还是铜鼎历来有争议，不过这不重要。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法律第一次被公布于众。
在此之前，贵族之间用“礼”来约束，老百姓才用“刑”。“礼”是有明文规定的，贵族都要学习。可是“刑”就没有明文，而完全掌握在执政者的手中，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有时候说一是二，说二是一。说不管不管，说严打严打；今天杀人无罪，明天偷针砍头。老百姓要是犯了罪，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所以，《周礼》写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来自朋友的反对
郑国推出了刑鼎，举世震动。
叔向在晋国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非常失望，于是派人给子产送了一封信，以表达自己的失望。
叔向的信是这样写的：一开始我对你抱有很大的期望，现在看来是没戏了。从前先王根据事情的轻重来判定罪行，而不制定法律条文，就是为了防止人们胡搅蛮缠。即便如此，还是不能禁止犯罪的发生，因此又通过道义来限制，用政令来约束，用礼法来推行，用诚心来维持，用仁慈来奉养，并制定了俸禄和爵位的制度来劝勉人们服从教诲，通过严打威慑放纵的人。还怕这样不够，又用忠诚教导他们，对好的行为加以奖励，教他们掌握一些专业技能，使其心情愉快，同时又感到严肃而有威严，对犯罪者果断处罚。同时还经常请教圣明贤能的卿相、明察秋毫的官员、忠诚守信的乡长和仁慈和善的教师，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俯首听命，而不发生祸乱。一旦百姓知道国家有了刑法，就只知道依据法律，而不会对上司恭恭敬敬了。而且人人都会用刑法狡辩，希望脱罪，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就没办法治理了。夏朝乱了的时候做了《禹刑》，商朝乱了的时候做了《汤刑》，西周乱了的时候做了《九刑》，三种刑法的制定，都只是加速灭亡而已。现在你治理郑国，作封洫、作丘赋，制定了三种刑罚，又把刑法刻在鼎上，企图以此来安定百姓，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诗经》说：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都能安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赖。这样一来，又何必制定什么刑法呢？老百姓知道了法律的规定，今后就将抛弃礼法而只相信刑法。刑法中的每一个字眼，他们都会钻进去跟你狡辩。今后，犯法者会越来越多，贿赂也会越来越多。等到你去世的时候，郑国大概也就完蛋了吧？据我所知：国将亡，必多制。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必定制定很多的法令。这大概就是说的郑国的情况吧。
叔向的信写得毫不客气，甚至带着威胁。作为朋友，叔向把信写到这样，只能说他确实很失望。
子产没有料到叔向的反应会这么强烈，信会写得这么强硬。但是不管怎样，子产决定给叔向回一封信。
子产的回信在《左传》上被“此处省略若干字”，不过不碍，按照子产的风格和思维方式，就代他拟一封给叔向的回信。
子产的回信是这样的：如果按照您所说的，那么我就应该什么也不做了。可是，你所说的都是盛世的时候应该做的，天下承平，各安本分，当然就无为而治。可是，如今天下荼毒，大国欺凌小国，小国苦苦求存，内忧外患，如果不想等死，必须有所改变。作田洫是为富民，做丘赋是为强国。郑国夹在两个大国中间，虽然无力抗衡大国，但是也需要自保的能力。至于作刑鼎，我认为并无不妥。如果刑法不告诉百姓，那么百姓就不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最好的结果就是什么也不做，这于国于家都不是好事。如今把刑法告诉大家，大家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能做的就去回避，能做的就去做好，这难道不对吗？至于说到百姓由此钻字眼、胡搅蛮缠、无理狡辩等等，只要刑法表达清晰，又何必担心这些问题？至于说到贿赂，从前民不知法，法由人出，百姓就会去贿赂执法者；而如今刑法刻在鼎上，又何必去贿赂执法者呢？从前不让百姓知法，其实就是愚民政策。固然，愚民政策能够巩固统治，但是也必然导致国家不能发展。如今郑国随时面临亡国，如果国家停滞不前，亡国就真的不远了；如果开启民智，让百姓有所作为，国力有所加强，即便我子产被赶走，国家却能存在下去，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叔向，你所想的是子子孙孙都统治下去，可是我所想的是怎样保证在我活着的时候能够保全郑国。我感到你的好意，即便不能接受您的劝告，我还是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信让人送走了，子产却还有些惆怅。从前，他把叔向引为知己，如今看来，叔向也不能理解自己了。
“他们为什么总是把百姓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为什么总是像防贼一样防着百姓？为什么总是把百姓的话当成恶意？”子产自问。
兴办平民学校，开放言论自由，公布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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