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二十三年,以其雄才大略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在他的统治下,大唐帝国的形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李世民所缔造的历史功绩都足以彪炳千秋、震烁古今!

然而,贞观之治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

在这二十三年里,前期的李世民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其政风刚健质朴、高效清明,但是到了中后期,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和帝王功业的鼎盛,李世民身上的人性弱点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大约从贞观十年起,贞观政治就已出现“渐不克终”的景象。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针对太宗李世民身上渐露端倪的拒谏和骄逸之风,魏徵上疏: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贞观政要》卷五)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针对李世民营缮宫室的劳民之举,马周上疏:

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由于太宗李世民“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百姓的劳役日渐沉重,有一些朝臣进行了劝谏,李世民居然回答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徵闻言,大为不安,随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十渐疏》。他说:“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然后在奏疏中依次列举了太宗在十个方面日渐暴露出来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李世民上面那句“谬论”而发的。他说:“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奢纵和拒谏的习气越发严重。有一次,时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专门负责宫室营造的少府少监窦德素,就随口问了一句:“北门(玄武门)近来在营造什么?”李世民听说后,竟然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房玄龄和高士廉叫来训话,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只要管好你们南衙(唐朝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的事情就够了,北门一点小工程,关你们什么事?”

房玄龄和高士廉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魏徵在旁边一看,忍不住发话了:“臣不知陛下为何责备房玄龄他们,也不知道房玄龄等人何以谢罪。臣只知道,房玄龄他们是陛下的股肱耳目,于朝野上下的事情岂有不应该知道的?如果北门的工程应该兴建,他们当辅佐陛下完成;如果不应该建,就请陛下马上停工。他们向主管部门询问,理所当然,不知陛下何罪而责,更不知他们何罪而谢!”

面对魏徵的铁齿铜牙,李世民顿时没了脾气,只好面露愧色,一言不发。

从这件小事情,就足以见出贞观后期的李世民实在是大不如前,而贞观的政风也已是今非昔比了。

到了东征高丽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由于“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嫔妃徐惠也忍不住上疏规谏: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宫殿名,位于终南山);曾未逾时,玉华(宫殿名,位于宜君县)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矣。(《贞观政要》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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