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出潼关后,整整走了三天,才到达灵宝(今河南灵宝市东北)西原。此处名为西原,实际上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而是北有黄河之险,南有崤山之阻,中间仅有一条狭窄的隘道,而且长达七十里。

很显然,这样的地形对于大兵团的行军是极为不利的。哥舒翰的十八万大军不仅不能展开,而且很容易在隘道中成淤塞之势。

更为致命的是,敌人如果在这个地方打伏击,十八万唐军势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成为任人宰割的十八万头羔羊。

如此得天独厚的伏击地形,如此难得的全歼唐军的机会,崔乾祐会放过吗?

当然不会。

他早就在这里张好了一个口袋,就等唐军乖乖往里钻了。

事实上,哥舒翰并非没有察觉到前方的危险。唐军于六月七日进抵灵宝西原的隘口,前锋就与崔乾祐的燕军发生了小规模的遭遇战。既然崔乾祐已经从陕郡移兵至此,那分明意味着——前方七十里长的隘道肯定隐藏着重重杀机。

换言之,唐军必将在此遭遇一场恶战!

由于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哥舒翰不敢贸然进军,而是命大军在隘口宿营了一夜。假如哥舒翰不是身负东征之命,他一定不会轻易进入隘道,而是会想办法迫使燕军到隘口决战,如此便能避免被伏击的命运。然而,不幸的是:哥舒翰军令在身,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克复陕郡、进军洛阳,朝廷必然会追究他的迁延逗留之责。因此,即便明知道前面的燕军正严阵以待、虎视眈眈,哥舒翰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八日清晨,哥舒翰与部将田良丘先行乘船进入黄河,在河流中央观察敌情。他发现燕军兵力并不太多,才下达命令,让大军缓缓开进隘道。他命王思礼率五万人为前锋,命庞忠等将领率主力十万继之,自己则另率三万人渡过黄河,在北岸的一处高地上擂动战鼓,为南岸的唐军助威。

哥舒翰如此布阵,足见其内心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把大军一分为三,显然是不希望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此外,亲率三万人渡到黄河北岸,一则是以此作为预备队,二则是万一南岸主力遇袭兵败,自己手里头至少还能留一点本钱。从消极意义上说,这是逃命的本钱;从积极意义上说,这也是日后整兵再战的本钱。

尽管哥舒翰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可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战役的结局还是比他预想的要坏得多。

王思礼率前锋进入隘道后,发现前面的燕军最多不过万人,而且十个一伙,五个一堆,“散如流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阵形。

唐军官兵们不约而同地笑了——看来朝廷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崔乾祐的燕军的确是一帮军纪松懈的老弱残兵。

此刻,正在崤山的峭壁上密切监视唐军的崔乾祐也笑了——因为羊入虎口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可想而知了。唐军前锋刚与燕军接战,燕军的散兵游勇就赶紧卷起军旗,抱头鼠窜。唐军士气大振,立即乘胜追击。等到毫无防备的唐军前锋全部进入伏击圈,崔乾祐令旗一挥,无数的巨石檑木自悬崖峭壁上滚滚而下,顷刻间就把大部分唐军士兵砸成了肉泥。剩下的唐军在逼仄的隘道里挤成一团,手中的长枪长槊不仅派不上用场,而且时不时还捅到了自己人身上。

得知前锋遭到伏击,伤亡惨重,哥舒翰连忙出动早已准备好的毡车,将其推到队伍前列,准备用它们冲开一条血路。所谓毡车,大概是用结实的牛毡裹住车厢,在上面画满骇人的牛头马面,然后在车厢周身插满长枪大刀,锋刃朝外。可想而知,这种战车在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应该是很有震慑力和杀伤力的。

然而,崔乾祐似乎早就料到哥舒翰会来这么一手。他命士兵用数十辆装满枯草的车塞住道路,然后纵火焚烧,滚滚浓烟顿时冲天而起。此时已近中午,烈日高悬中天,本来便已酷热难当,加之东风又起,烈焰浓烟一齐冲向唐军,人人睁不开眼目,只能在烟雾中刀枪乱舞,结果杀死的都是自己人。后面的弓弩手看见前方打得热火朝天,以为燕军杀了过来,于是万箭齐发,直到箭囊全都空了,日影西斜,烟雾散尽,唐军官兵们才蓦然发现,前方只有几十辆烧焦的草车,一个燕兵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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