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开始，朝廷的各路兵马就从各个方向对成德发起了进攻，但是一直到三月，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却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历时三个月的战斗中，唯一帮朝廷取得战果的既不是主帅吐突承璀，也不是朝廷派遣的其他各道兵马，而是被谭忠说服的卢龙节度使刘济。
这一年正月，当其他各路兵马还在途中时，刘济便亲率七万大军率先攻下了成德的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和束鹿（今河北辛集市）。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刘济继续南下，围攻乐寿（今河北献县），无奈却久攻不下。而在此期间，其他各路讨伐军则碌碌无功。昭义的卢从史进入成德境内后，始终迁延观望，逗留不进；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倒是推进到了新市镇（今河北正定东北），却突破不了成德军的防线，一直无法前进半步；至于魏博的田季安和平卢的李师道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私下都和王承宗通了气，所以各自“打”下一个县城便按兵不动，谁也别指望他们还能有什么动作。
让人觉得最可笑的是，各路兵马中打得最窝囊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主帅吐突承璀率领的神策军。自从进入战场后，这支装备最精良、待遇最优厚的中央禁军就没打过一场胜仗，不但在交战中频频失利，而且早早就损失了一员骁将郦定进。
郦定进是左神策大将军，历来勇冠三军，当初征讨西川时还曾亲手活捉刘辟。这位骁将一阵亡，原本消沉的士气就更加涣散了。
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神策军之所以屡遭败绩，主要责任当然是在主帅吐突承璀身上。史载，“吐突承璀至行营，威令不振”，所以“与承宗战，屡败”。（《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眼看河朔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淮西的吴少阳趁机屡屡上奏，要求朝廷给予正式任命。宪宗担心迟迟不承认吴少阳很可能会把他逼反，无奈之下，只好在这一年三月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吐突承璀指挥无方，各路兵马均无进展，这场仗再这么打下去，朝廷根本没有半点胜算，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朝中的大臣们都急眼了，赶紧让翰林学士白居易出面，上疏力劝皇帝罢兵。
白居易在奏疏中说：“河北本不该用兵，如今既已出师，吐突承璀未尝苦战，先失一员大将，作为主力的神策军与昭义军都未能向前推进，这不仅是他们存心拖延，更是因为他们无力进攻；至于其他各路兵马，战况也大多不佳。陛下观察这样的形势，又有几分成功的指望？以臣愚见，应立刻罢兵，若迟疑不决，必生四大弊害。”
白居易所说的四大弊害是：
一、与藩镇开战，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无论开支多少都不必计较，可要是明知不能取胜，就不应虚费钱财粮秣。既然拖延一天就多一天的费用，何不及早罢兵？如果再拖下去，除了耗费政府钱帛和百姓脂膏之外，还徒然养肥了参与讨伐的河北诸藩。
二、如今朝廷已经承认了淮西的吴少阳，河北诸藩一定会以此为由，要求朝廷一视同仁，昭雪王承宗的反叛罪名，到时候朝廷没有理由拒绝，只能同意诸藩的要求。如此一来，则授予和罢黜的权柄都操于藩镇之手，恩威刑赏皆不由朝廷做主，中央权威岂不是要尽归河北？
三、眼下天气转热，前线将士身心俱疲，疾病瘟疫转眼就会流行军中。何况神策士卒多出城市居民，难以耐苦，万一出现逃兵，很可能会一呼百应；一支部队如果溃散，其他部队必定动摇。倘若走到这一步，朝廷悔之何及？
四、吐蕃与回鹘都在唐朝安插了大量间谍，无论大小事情都可以获得情报。如今朝廷集结天下之兵讨伐一个王承宗，居然从去年冬天打到今年夏天，始终未建寸功。因此，对于唐军战斗力的强弱、所耗军费的多少，吐蕃与回鹘都已经大概知道。万一他们乘虚入寇，以今日之情势，朝廷必然首尾难顾，到时候兵连祸结，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倘若如此，社稷的安全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应该说，白居易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谏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不仅是白居易一个人的想法，更是代表了大多数朝臣共同的不安和忧虑。
对此，宪宗到底作何感想呢？
此刻的宪宗当然比谁都郁闷。
整个局势的演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与李绛当初的那套战略构想也是南辕北辙——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开打了，结果打得让人既揪心又窝火；而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打击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而且还要被迫承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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