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许多电视剧,特别是言情剧里,某些反面角色,尤其是擅长搞阴谋诡计,大奸大恶,气得观众恨不得冲上去咬几口的奸角,往往都会有这样一句通用的台词:“大丈夫,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第一个说这句俗话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东晋时代著名的权臣桓温。

如果不了解历史真相,把这句台词,和说这句台词的人对一下号,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个人是个坏人,至少是一个奸人。在正史记录中,作为东晋王朝少有的枭雄人物,后代史家对桓温的评价,说法各异,有说他匡扶社稷的,也有说他是民族英雄的,但是主流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持忠君观念的大儒们,都众口一词地给他一个评价:奸臣、逆贼。然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人中,许多人都对他推崇有加,特别是著名的明末三先生中以研究史学著称的王夫之和黄宗羲,都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评价,王夫之说他“英略过人”,黄宗羲则说他“匡扶华夏第一人”,能够得到两位明末清初最杰出思想家的激赏,这个人无疑也是东晋时代的第一流杰出人物。

如果真研究这个人的一生,我们对他的称呼,恐怕还要改一改。无论他忠也好,奸也好,说他是“第一流”,是不对的,他应该是东晋时代中国南方政权的第一杰出人物,在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现之前,基本无人可以和他比肩。

而他一生的忠奸难辨,后世评价各异,说到底,还是因为他的优秀。

桓温,公元312年出生,祖籍安徽怀远,比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杰出人物都出身寒门,桓温的家族相当不简单。早在东晋建立前,他所在的家族桓家,就是江南王、桓、虞、谢四大家族之一。这四大家族,是江南名声最显赫、地位最崇高的四个名门望族,在整个三国两晋时期,都是当地的绝对翘楚。出生在这样一个优秀的家族里,桓温人生的起点自然非常高。

桓温不但生得好,他的才能也同样超群。他最早出名,是在他刚满周岁的时候,方式也格外特殊——哭出来的。那一年,当时的名士温桥到桓家做客,听到小桓温正在嚎啕大哭,当场大惊,二话不说,央求桓温的父亲桓彝,非要摸一摸小桓温。摸完了之后赞叹说,你的儿子哭声嘹亮,一听就有英雄气,骨相更奇特,将来一定是成就大业的人。桓家上下听到这个评价,自然高兴异常,因为是温先生说的话。为了能够让这段预言应验,就给他取了一个带“温”字的名字:桓温。

虽然温先生当时说得信誓旦旦,但观桓温父母的成就,小桓温要想超越他的家族,尤其是超越他的父亲,难度还是相当大的。桓温的父亲桓彝,是当时的名将,他曾经做过宣城太守,是守望一方重地的封疆大吏,而且他的官位和声望,不仅靠显赫的家世,更是自己一刀一剑拼出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击退过北方政权的进攻,也镇压过东晋内部的叛乱,多年以来战功赫赫。桓温16岁的时候,发生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苏俊之乱”,受命镇压叛乱的桓彝,死在了和大将韩晃的战斗中。这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桓彝只有不到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却悲壮拼杀到最后,最终悲壮殉国,其慷慨忠烈,让当时的东晋名士皆为他动容。少年丧父,对桓温来说是一个悲剧,不过他也因此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事后,为了安抚丧父的桓温,东晋皇室将女儿安康公主嫁给了他,16岁的桓温,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驸马爷。忠臣之子的身份,外加驸马爷的特殊地位,年少的桓温,已然迎来了一条平步青云的康庄大道。当然,桓温父亲的这段忠烈往事,在后来也成为许多人批评桓温的口实,一是因为他后来成为“奸臣”的所作所为,二是因为他做将军后,在战场上,总是缺少一股他父亲决死一搏的胆气。

桓温的发家之路,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东晋选拔官员的主要考评条件,就是他的门第,位高权重的职务,都是要留给那些位高权重的家族的,像桓温所在的桓家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世袭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也因此造成大量草包成为国家的掌舵人,对后来南北朝各个政权的衰弱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桓温所在的时期,还是士族世袭制度的早期,这时候的士族阶层,还属于精英辈出的阶段,桓温,就是其中最闪亮的一个。他政治才能开始冒头,始于23岁那年,他受命担任琅琊内史,这是一个地方官,主要任务就是安置那些从北方逃难到南方的流民们。一般年轻人想要证明自己,主要方法就是埋头工作,低调做人。这时候的桓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一不低调,二不干活,反而是大摇大摆地耍大牌,明确地对东晋政府说不,拒绝前往就任,可谓是牛到了极点。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放在现代,肯定会遭口诛笔伐,但在当时谁让人家是士族呢?结果,同样是士族出身,且与桓温家世代交好的虞家名士虞翼替桓温说了好话,他向东晋成帝推荐说:“桓温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皇上你不能用看待平常人的眼光看待他,何况他是你的女婿,你应该重用他,如果国家有难的话,他一定能成为拯救灾难、匡扶社稷的人。”对虞翼的这番话,晋成帝也同意了,因此,23岁的桓温,得以担任了当时位高权重的徐州刺史。当时的徐州,正面临北方政权的进攻,军事压力特别大,桓温到来之前,当地防守边将的主要办法,就是紧闭城门,消极防御,结果连农田也荒芜了。桓温到了以后,认为这样做只能越守越穷,采用了以暴制暴的方法。他招募大批当地饱受敌人劫掠的农民,组织精锐军队,每当发生敌人袭扰事件后,就组织军队深入敌后,对敌人进行报复打击,日久天长,原本战火频繁的徐州地区,竟然从此无人敢扰。

那位推荐了桓温的虞翼,从桓温年轻的时候就和他是好朋友,少年时代,桓温即“有大志”,且交友甚广,与当时的许多知名人物都是好友。他们在一起谈论时,经常讨论到北方的国土,每到这个时候,桓温都会格外激动。一次说起西晋灭亡的耻辱,桓温竟然痛哭流涕,悲不能禁。年轻时代的桓温,是个十足的“爱国愤青”兼性情中人。而徐州刺史任上的表现却证明,桓温不但是“愤青”,而且是一个“奋青”。

说到这个曾经举荐桓温的虞翼,对于桓温的早期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比如早年桓温与安康公主成婚,就是虞翼做的媒。虞翼对桓温的推荐,一面来自他和桓温的私交,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士族政治,还处于相对清明的上升期。我们今天想到世袭把持大权的“士族”,往往会把它与“腐朽”、“没落”等字眼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东晋士族,还保持着勃勃上升的朝气。那一代的士族贵族,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贤士,且道德修养和气度涵养都非常高,后人心向往之的“魏晋风度”,在这时期是一个高峰期。在国家大计方面,士族们更以举荐人才、尊重贤良为荣,这种相对清明的士族政治环境,让桓温可以迅速冒头。桓温在徐州大展拳脚的时候,虞翼过世了,按说一个欣赏自己的人去世,对桓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个人的死,再次给了桓温机会。虞翼生前担任的职务,是荆州刺史,这个职务在当时位高权重,既占有物产丰富的荆州地区,又要担负抗击北方政权入侵、保卫国家的责任,可以说是当时东晋的“最牛刺史”。最牛的官,自然要找最牛的人来担任,按照东晋时代士族的规矩,上一代官员去世了,下一个继承人,直接从他家族的子孙里选择直系亲属,主要是儿子来继承。当时晋安帝意图让虞翼的儿子虞爱之接任,然而众多士族大臣却极力反对。比如当时担任中书监的何充,就连续7次向晋安帝上奏,认为如果仅仅为了遵循家族继承的法则,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担任这样重大的职责,这不仅是对他本人不负责,更是拿国家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最后在众多士族贵族的坚持下,在徐州任上颇有建树的桓温,正式被任命为荆州刺史,这个官职非同小可,全称是“安西将军,都督荆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桓温,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地方官,而是总领了东晋最重要的边镇荆州的民事、司法、军务等所有大权。如此重大的职务,却通过这样简单方式得到了。这时期的东晋士族,在政治氛围上,确实也可见其清明向上。

桓温担任荆州刺史的时间,是公元346年,这一年的他34岁,正是一个政治家风华正茂的时代,他继续自己的“奋青”之路。在他到任之前,任何一任荆州地方官,主要的施政方略,大多都是围绕怎样加强荆州的防务,桓温到任后,立刻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主动进攻。桓温认为,当时东晋的北面,是羯族枭雄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这个政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属于最强,东晋的东面,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这时候偏安东南的东晋政权,在它的正北面和正西面,都面临着强敌,一旦对方联合攻击,腹背受敌的东晋,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无论怎样加强防御,都无法长期持久。对比后来的南宋政权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对于防御蒙古军入侵不可谓不努力,铁壁坚城的钓鱼城,甚至创造了击毙蒙古可汗的战功,而血肉铸就的荆襄防线,更让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当南宋西面的大理被攻克后,腹背受敌的南宋,立刻全线崩溃。东晋当时的边防形势,和南宋差不多,甚至可以说更糟糕,因为东晋在人口、兵源,还有最关键的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后来的南宋。这个危险的战略漏洞,被到任荆州的桓温一眼发现了。

桓温不但发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北面的石勒和西面的成汉,东晋至少要解决掉其中一个。桓温的主张是“先易后难”,也就是对北面石勒政权以防御为主,集中力量,消灭盘踞在四川的成汉政权。他的奏议一出,立刻使东晋满朝哗然。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中国人的共识,北面的石勒政权,统治区域为平原,从地理角度说更容易攻打;西面的成汉政权,有四川盆地的天险庇护,就是三国时候的刘备,也是费尽心机,耍诈才得以进去的。桓温的这个主张,表面看是不合常理的。对此,桓温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北方的石勒,这时期仍然处于政权的上升阶段,军事力量强大,在统治区域里也很有政治手腕,很会收揽北方民心,不是一时可以战胜的。而四川的成汉则不同,这时候的成汉政权,已经日益腐朽,和四川百姓离心离德,正是消灭它的最好机会。虽然出身贵族,但这时候的桓温,已经很懂人心向背的道理。

但东晋大多数士族是不懂的,因此桓温的奏议,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包括当年举荐桓温的何充,关键时刻,桓温儿时的另一个朋友,当时的名臣刘炎,坚决地站在了桓温的一边。此时刘炎正得晋安帝的宠信,说话很有分量,他认为桓温的主张是可行的,甚至对晋安帝说“观其蒲博,不必胜,则不为”。他这句话真可谓说到了桓温心里,桓温打仗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谋而后动,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他绝对不会打。

公元347年三月,桓温率领荆州大军,开始了西平成汉政权的战役。在进入四川之后,桓温采取了一种更疯狂的打法,他把军队中所有的老弱兵马,都留在四川外围的彭山县看守辎重,自己亲自挑选了精壮士兵组成突击队,每个人只带了3天的干粮,以示有进无退之心。在作战之前,他亲自发表演说,并且给士兵们展示,他和士兵们一样,只有3天的干粮,如果打不赢,死就死在一起。这一招果然激得三军士气高涨。战斗打响后,东晋军队大胆突击,从彭山县直接抄小路插入到成都,在成都西南与成汉皇帝李势展开决战,给成汉政权来了个“黑虎掏心”。在之后的成都之战中,成汉军队更被桓温“掏”惨了,这一战打得格外艰苦,成汉军队背水一战,个个奋勇冲锋,急行军3天且粮食已尽的晋军渐渐不支。最危险的时刻,桓温的参军龚户战死,桓温自己的战马也被敌人的弩箭射中,危急之下,桓温换马再战,昂首站在敌人弓弩最密集的地方,他的身先士卒,激起了全军的死战之心,三军奋勇冲杀,决死一搏的成汉军队,最终倒在了更坚韧的桓温面前。此战成汉军被斩首2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东晋军队也伤亡惨重,桓温本人5处受伤,最严重的一处,肩膀被敌人的弓箭射穿,血流不止。但桓温却若无其事,和士兵们谈笑风生,在慰问完了士兵后才接受治疗,相当有魏晋风度。战后,成汉国主李势投降,桓温却对李势的妹妹一见倾心,娶她做自己的小妾,并留下了“我见犹怜”的感慨。自此,沦陷近半个世纪的四川大地,基本全境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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