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自然是李如松。
如果在万历二十一年的朝鲜搞一次明朝将领选秀，那么冠军一定会被吴惟忠夺走，而不可能是李如松或其他什么人。
朝鲜人太喜欢这位沉默寡言的总兵了。他来自传说中的大明南方；他能力超群；他是戚继光的亲传弟子；他从来不象那些辽东人一样趾高气扬，对人和蔼可亲；他的部队军纪好到不得了，行军沿途不仅不骚扰百姓，而且还主动帮他们修缮房屋，接济老幼。
许多逃避兵祸的朝鲜人，听到是吴总兵的部队路过，都会纷纷走出来主动夹道欢迎，从义州到平壤一路上，都是赞颂吴总兵的碑颂。
吴惟忠的声望，在平壤之战后飚到顶点，他被子弹透胸而过的光荣事迹，通过休静大师的僧兵之口，广为传颂。以至于骆尚志先登城楼的大功，也被朝鲜人描述为“不愧是和吴总兵出身相同的南兵”。
在明朝，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党争，如果没有党争，那就不是明朝了。对朝鲜人这种大肆推崇南兵的行为，提督李如松大人心里非常不爽。
平壤之战结束以后，李如松开始论功行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入城的头功分给了李如柏，理由是他负责主攻的南城是最先被攻破的。
这个举动搞得南军一片哗然。南兵在平壤之战中伤亡相当惨烈，三千死伤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劳苦功高。骆尚志最先登上城楼，这是多少双眼睛看到的事实，可李如松食言而肥，硬把这一份大功记在了李如柏的头上——更过分的是，吴惟忠和骆尚志此时重伤未愈卧床不起，根本无力辩驳。李如松这一手，真是太不地道了。
吴惟忠在病榻上听到头功分配给了李如柏，双目望天，默然不语。后来尹斗寿代表朝鲜君臣，去探望吴惟忠时，后者病势相当沉重，神色怏怏，一腔愤懑郁结于胸。他病得不能说话，便给尹斗寿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就一句话：我估计自己是不行了，希望能看在我为平壤流血的份上，给我置一副柏木棺材。
尹斗寿一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赶紧派人去定州染源山上去找上好柏木。所幸吴惟忠和骆尚志都是武林高手，体格健壮，修养了一阵总算是恢复，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战。
不光是他们两位，另外一位南军将领钱世桢，也同样蒙受委屈。
钱世桢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是嘉靖甲子科的举人，觉得当笔杆子不够过瘾，毅然转了专业，在万历乙丑科居然又考中武举，不折不扣的文武双全，在大明朝里也算少见。他这个人一生嗜马，在朝鲜的民间传说里，曾说钱世桢到朝鲜以后，碰到一匹凶悍的野马，当地人说这匹马不光吃草，还吃肉，把附近山里的飞禽走兽吃了个遍，连老虎都没剩下。钱世桢带着铜锤钢索，跟这匹马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将其驯服。
这次论功行赏，钱世桢也一直在被李如松有意无意地打击。在平壤之战中，他一直冲杀在前，和家丁杨文奎、徐大胜、郭子明等人率先登城。南军登城之际，那些不可一世的辽东军。磨磨蹭蹭地还没靠近城墙。等进城以后，他敛军整训，那帮辽东军人却闹哄哄地四处抢掠战利品。
这就够窝心的了，可还有更气人的事。他在小西行长离城以后，带兵追过大同江，路遇一个白袍日本将领，三两下砍死，割下首级，带了战袍回去讨赏。李如松问他这人叫什么名字，钱世桢一愣，这我哪儿知道。李如松摇摇头，这功劳没法给你算啊。
种种不公平，终于惹起了另外一位南军将领的反弹，他的名字叫做王必迪。
王必迪也是戚继光旧部，跟吴惟忠、骆尚志等人是同僚，级别略低。吴、骆两人重伤以后，能为戚家军撑场面的也只有他了。
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开城，分派将令。按照规矩，游击以下的都要跪着接受命令，可李如松抬头一看，发现王必迪一个人站在那里没动。李如松皱着眉问他怎么回事，王必迪平静地说道：“李如松你不智不仁不信，这仗没法打。”
李如松有点生气，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不智不仁不信啦？王必迪回答：“初八的平壤之战，你一大早把士兵轰起来打仗，连早饭都来不及吃，让我们饿着肚子攻城。这是不仁；围城的时候，我听见李提督你喊了一声‘先登城的赏银三百两，或者授都指挥佥使的官职。’结果那么多人奋勇杀敌，登城入围。现在银子呢？官职呢？这是不信；现在您把主力搁在平壤，自己带着先锋前进，若是出了什么事，大军便会动摇退却。这是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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