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的故事，很有些黑色幽默。
一支天子血统的老贵族，尊严地秉承着遥远的传统，不懈地追求着祖先的仁德；一路走去，纵然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纵然一次又一次成为天下笑柄，爬起来依然故我；直至灭顶之灾来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色。
在整个战国之世，燕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例。
特殊之一，燕国最古老，存在历史最长。从西周初期立诸侯国到战国末期灭亡，燕国传承四十余代君主，历时“八九百岁”（由于西周初期年代无定论，燕国具体年代历史无考，八九百岁说乃太史公论断）。若仅计战国之世，从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立为诸侯算起，截至燕王喜被俘获的公元前222午，则燕国历经十一代君主，一百八十二年。与秦国相比较，燕国多了整整一个西周时代。
特殊之二，燕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诸侯国。春秋之世，老牌诸侯国的君权纷纷被新士族取代，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中原四大战国已经都是新士族政权了。当此之时，唯有秦、楚、燕三个处于边陲之地的大国没有发生君权革命，君主传承的血统没有中断。而三国之中，燕国是唯一的周天子血统的老牌王族大国。燕国没有“失国”而进入战国之世，且成为七大战国之一，在早期分封的周姬氏王族的五十多个诸侯中绝无仅有。
特殊之三，燕国的历史记载最模糊，最简单。除了立国受封，西周时期的燕国史，几乎只有类似于神话一般的模糊传说，连国君传承也是大段空白。《史记》中，除召公始封有简单记载，接着便是一句：“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便了结了周厉王之前的燕国史。九代空白，大诸侯国绝无仅有！春秋之世与战国初期的燕国史，则简单得仅仅只有传承代次。可以说，燕昭王之前的燕国历史，线条极为粗糙，足迹极为模糊。中华书局横排简体字本《史记·燕召公世家》的篇幅仅仅只有十一页，几与只有百余年历史的韩国相同；与楚国的三十二页、赵国的三十七页、魏国的二十二页、田齐国的十八页相比，无疑是七大战国中篇幅最小的分国史。这至少说明，到百余年后的西汉太史公时期，燕国的历史典籍已经严重缺失，无法恢复清晰的全貌了。而之所以如此，至少可以得知：燕国是一个传统稳定而冲突变化很少的邦国，没有多少事件进入当时的天下口碑，也没有多少事迹可供当时的士人记载，后世史家几乎无可觅踪。
虽然如此，燕国的足迹终究显示出某种历史逻辑。
燕国历史逻辑的生发点，隐藏在特殊的政治传统之中。
战国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整个华夏族群以邦国为主体形式，在不同的地域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创造与探索。无论是七大战国，还是被挤在夹缝里的中小诸侯国，每一个国家都在探索着自己的生存竞争方式，构建着自己的国家体制，锤炼着自己的文明形态。此所谓求变图存之潮流也。也正因为如此，各个地域（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文明形态，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巨大差别。“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田畴异亩，商市异钱，度量异国”的区域分治状态，是那个时代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所有这些“异”，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文明形态的差别。文明形态，无疑是以国家体制与社会基本制度为核心的。因为，只有这些制度的变革与创造，直接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也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特点。而作为文明形态的制度创新，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层如何对待既定的政治传统。或恪守传统，或推翻传统，抑或变革旧传统而形成新传统，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其奥秘往往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软地带。
要说清楚燕国的悲剧根源，必须回到燕国的历史传统中去。
如此一个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家传统差异的认识，已经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吃力了。其最大难点，便是我们很难摆脱后世以至今日的一个既定认识：华夏文明是一体化发展的，其地域特征是达不到文明差异地步的。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既定认识的历史前提：这是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的历史现实。客观地说，要剖析原生文明时代的兴亡教训，我们就必须意识到，那是一个具有原创品格的多元化的时代，只有认真对待每个国家的独有传统与独有文明，才能理清它的根基。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进去。
因为，那里有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再现的原生文明的演变轨迹。
立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了燕国后来的政治传统。
据《荀子·儒效篇》，周武王灭商后陆续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王族子弟占了五十三个。后来，周室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以至西周末期与东周（春秋）早期，达到一千八百多个诸侯国，这姑且不论。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两个人受封的诸侯国最重要，也最特殊：一个是周公旦，一个是召公爽；周公受封鲁国，召公受封燕国。所谓最重要，是因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级人物。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载。召公身份却有三说：一则，太史公《史记》云，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一则，《史记·集解》谯周云，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则，东汉王充《论衡》云，召公为周公之兄。三说皆有很大的弹性，都无法据以确定到具体的血统坐标。对三种说法综合分析，这样的可能性最大：召公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长，为周公之族兄。所谓特殊，是这两位人物都是位居三公的辅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师。在灭商之后的周初时期，周公召公几乎是事实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周武王死后，两人地位更显重要，几乎是共同摄政领国。
唯其两公如此重要，燕国、鲁国的始封制产生了特殊的规则。
周初分封制的普遍规则是：受封者本人携带其部族就国，受封者本人是该诸侯国第一代君主，其后代代世袭传承；受封诸侯之首任君主，不再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职务。譬如第一个受封于齐国的姜尚，原本是统率周师灭商的统帅，受封后，便亲自赶赴齐国，做了第一代君主，而且再没有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官职。而鲁国燕国的特殊规则是：以元子（长子）代替父亲赴国就封，担任实际上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召公则留在中央王室，担任了太师、太保两大官职，虚领其封国。这一特殊性说明：周公召公两人，在周初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安定周初大局的柱石人物，周中央王室不能离开这两个重臣。周武王死后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两个人物的重要性。周召协同，最大功绩有三：其一，平定了对周室具有极大威胁的管蔡之乱；其二，周公制定周礼，召公建造东都洛邑（洛阳）；其三，分治周王室直接统辖的王畿土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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