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上上下下地梳理着长须，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月旦人物，从来非易，身处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终生，故对这类话尤须谨慎。我向来不轻易议论别人，即因为此。今日晤谈，非比寻常，有些话若再不说，恐日后永无机会了。不过，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听后记在心里就行了，不必把它作为定评，更不要对旁人说起。当今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在西北的左季高。此人雄才大略，用兵打仗，自是第一好手；待人耿直，廉洁自守，亦不失为一良友贤吏。但喜出格恭维，自负偏激，这些毛病害得他往往吃亏，而他自己并不明白。金陵收复之后，他不与我通往来，后人也许以为我们凶终隙末。其实我们所争的在兵略国事，不在私情。我一直认为他是大清开国以来少见之将才。我想，他若平心静气地谈起我，大概也不会把我说得一无是处。”
李鸿章说：“门生听杨昌浚说，浙江的饷糈只要晚到几天，左季高便会火速函催，不管青红皂白，开口便严厉责问：你的官是谁给你的？误了我的大事，我立即参掉你的巡抚！”
“这就是左季高！”曾国藩笑道，“这话只有他说得出。左宗棠之下当数彭玉麟。此人极富血性，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且淡泊名利，重情重义，我常说他是天下一奇男子。他每次都跟我说起要回到他的退省庵去。”
“他曾对我讲过，陈广敷先生有次仔细看了他的骨相，说他前世是南岳一老僧。”李鸿章插话。
“这或许是真的。”曾国藩正色道，“广敷先生的相是看得很准的。他要回退省庵，我也不再强难他了。今后小事，你也不要再去惊动他。倘若洋人与我有战事，你用忠义二字一激，我料他哪怕七十八十岁，也会像老廉颇一样勇赴前线。”
李鸿章点头应允。
“此外还有郭筠仙。前几年在粤与寄云闹得不可开交，衡情衡理，自是筠仙不对。早年在都中，寄云见筠仙之文采，便极欲纳交，央我从中绍介。后任湘抚，又屡思延之入幕。比任粤督，廷寄问黄辛农能否胜粤抚之任，寄云即疏劾黄及藩司文格，而保郭堪任粤抚，令兄堪任藩司。寄云才具固然不如筠仙，但毕竟有德于筠仙，而筠仙与寄云争权，弄得督抚不和。筠仙自己亦不检点。先是弃钱氏夫人，后迎钱氏入门，其老妾命服相见。住房，夫人居下首，妾居上首，进抚署则与夫人、如夫人三乘绿呢大轿一齐抬入大门。你看，舆论怎不鼎沸？而筠仙竟悍然不顾。”
“怪不得粤抚做不下去了。”这些趣闻，李鸿章听得甚是有味。
“不过话要说回来，筠仙之才，海内罕有其匹，然其才并不在封疆重寄上。他才子气重，不堪繁剧。他只能出主意，献计谋，运筹于帷幕之中。他对洋务极有见解，明年合适的时候，我拟保荐他出洋考查一次，他的所见必定会比志刚、斌春要深刻得多。我观他的气色，决不是老于长沙城南书院的样子，说不定晚年还有一番惊人之举，从而达到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我对这个同年多少有点了解，他最适宜与洋人交往。去年津案发生，举国主张强硬，反对柔让，筠仙力排众议，痛斥不负责任的清议，真正难能可贵。”
“是呀，他在这方面的见识远胜流俗，也胜过孟容。”曾国藩说，“另外，刘印渠长厚谦下，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是有福之相。官秀峰城府甚深，与人相交不诚，然止容身保位，尚无险陂。沈幼丹胸次窄狭，而本事不小。杨厚庵不料病重得卧床不起，他学问不足，事业怕就只做到这一步了。黄翼升人极老实廉洁，但本事不及，长江水师提督一职，今后遇到合适人选再更换。丁日昌精明能干，办洋务是一把好手，但操守方面欠检点，物议颇多。”
“关于丁日昌的议论我也听说过，天津有人骂他丁鬼子。此人有点像门生，做事不大留后路。”李鸿章自嘲似地笑了笑。
“近日户部有一折，言减漕事，据说是王文韶所作。你认识此人吗？”
“没见过。”
“这道折子写得好，其人有宰相之才，今后要注意接纳。”
“噢。”李鸿章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名字。
“至于令兄筱荃，血性不如你，但深稳又过之。”
“恩师，你看门生最大的不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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