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接到这道上谕，心中十分不安。随上谕同来的还有一个大包封，里面包着近日京报。京报登载了署两江总督江宁将军魁玉奏报案件的简单情况：马新贻检阅武生月课后回署，在箭道上遇一男子，被此人用短刀刺死。刺客当场抓获，名叫张文祥，河南人，该犯供词支离游移。读罢京报，曾国藩陷于沉思。
刺杀总督，自大清朝立国以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被刺的马新贻，又是近世官场上一个精明强干的角色。马新贻曾是曾国藩的属员，他对此人有所了解。
马新贻字穀山，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与李鸿章、郭嵩焘同年，他未入翰苑，以知县分发安徽，任建平县令。从咸丰三年起开始带兵，先是与太平军，后又与捻军转战在安徽战场，因军功而不断迁升。同治二年授按察使，旋迁布政使。这段时期，曾国藩坐镇安庆，与马新贻多有接触，他对这个官运亨通的僚属的评语是：精明，勤快，城府深。同治三年，布政使尚未做满一年的马新贻便接替开缺回籍的曾国荃，当起浙江巡抚来了。迁升之快，令人眼红，连曾国藩也暗觉惊讶。他不明白，此人究竟有什么背景，以至于圣眷如此隆盛，那时，曾国藩已迁到江宁。这天，前去杭州赴任的马新贻来到总督衙门拜谒。
本就长得英俊匀称的马新贻，高就途中，益发显得神采奕奕，与曾国藩纵情畅谈，神态甚是轩朗。曾国藩微笑着说：“阁下在安徽任职多年，此去又将巡抚浙江，听说过桐城一家三人当浙抚的佳话吗？”
“这倒没听说过。”马新贻欣悦地说，“请中堂见示。”
“桐城方姓，是当地有名的大族。”曾国藩抚着长须，兴致盎然地说，“乾隆时，方恪敏公观承由直隶藩司升任浙抚，他在抚署二门上题了一联：‘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二十年后，其侄方受畴亦由直隶藩司升任浙抚。二十八年后，其子方维甸以闽浙总督暂护浙抚篆。方维甸想起三十年间，父、兄和他三持使节，真是他们方家的殊遇，于是在父亲当年题联的楹柱旁的墙上书写一联：‘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又在联后写了一段长跋，记叙了这桩家门幸事。”
“真是浙江巡抚史上的一段佳话。”马新贻击掌赞叹，“谢谢中堂在我抚浙前夕讲了一段这么有趣的故事。”
“今阁下亦以藩司升任浙抚，但愿马府和方家一样，后世再出浙抚。”曾国藩笑道。
“那就要托中堂的洪福了。”马新贻兴奋异常地说。
谈完这段趣事后，马新贻谦虚地向曾国藩请教治民之方，曾国藩也以一番诚意谈了他准备在两江实行减免赋税，以苏民困的计划。二人谈得很是投机。
马新贻一到杭州，便学习曾国藩的做法，奏蠲因战争拖欠未交的赋税，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朝廷都一一允准。他又亲自带兵沿海岸肃清海盗。到了同治六年，他便升为闽浙总督，成了一位年轻的制军。第二年，曾国藩调直隶，马新贻便到江宁来接任。
那次，当曾国藩看到年不满五十，并无殊勋特绩，又与湘淮两系都无渊源的马新贻时，心中陡起不快。两江重地，向来非老成宿望、大德大功者不能轻授，让马新贻来接替，不是有意降低两江总督的规格吗？是不是朝廷中有人存心以此来压一压湘淮诸将帅呢？这样想过以后，他又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根据，心胸太狭窄了，转而依然对马新贻以礼相待。这两年听说马新贻在两江干得不错，何以忽遭这等惨变？张文祥一江湖流浪者，他为何要谋刺总督？此人敢于在刀兵林立的校场之中行刺，又居然一刀刺杀成功，其人之胆量、本事必然非比等闲。凭着曾国藩的阅历，他也想到此人背后，很可能有非同一般的复杂网络，一旦涉足其间，后果难以预料。
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以夔、皋、伊尹为榜样，欲做出一番陶铸世风、振兴天下大业的礼部侍郎，今天位居宰辅、功高震世，却因捻战无功，津案受辱，且体力衰弱，疾病缠身，更兼之这十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险风恶浪，洞悉了权力颠峰上的倾轧虞诈，反而变得越来越谨言慎行，越来越悲观失望了。他上疏给太后、皇上，说自己右眼久已无光，左眼亦目力昏眵，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再四筹思，惟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吁恳圣恩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后，仍当再留津郡，会同办理，一俟津事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
奏折很快被批转回来，上谕命曾国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辞。词气坚决，无再商余地，曾国藩只得抱病遵命。
“大人，卑职想马制台这件事真是蹊跷。”得知曾国藩决定赴两江履任后，赵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发生后，朝廷一日一旨，急如星火，命从速从严办理。马制台被刺有一个多月了，京报只有魁玉的简单奏报，未见就此事所下的谕旨。又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去江宁调查此案，据说才离京几天。虽然马制台之案不能与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还记得十多年前邓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吗？那时咸丰爷避难热河，闻讯后连下数道谕旨，对滇抚徐之铭的奏报逐条批驳，而那事最后还是由太后和今上手里结的案。邓子久乃一刚从藩司升任的巡抚，且在旅途中被杀，马穀山为一现任总督，又在校场被刺，事情严重得多，朝廷反应并不太强烈。此事令人甚为疑惑。”
赵烈文所说的邓子久被刺一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抚，赴任途中，改换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徐之铭为官不正，害怕邓尔恒进京陛见时揭其阴私，遂指使副将何有保在曲靖县将邓谋杀。事后上奏朝廷，说盗匪行刺，已将凶手正法云云。咸丰帝严厉斥责徐之铭，又命云贵总督刘源灏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后来，刘源灏风闻其中之故，竟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归。不久，咸丰帝病死，西太后执政，立即撤了徐之铭职务，命张亮基速赴云南办理，又起复潘铎专办此案。最后因何有保等人内部起哄，案情大白。邓尔恒被杀后的几个月，全国议论纷纷，京报天天登载有关消息，一时官场瞩目云南。相形之下，马案是冷清多了。难道是朝廷有意冷落？赵烈文的提醒有道理！
“依卑职愚见，大人不妨再上个折子，请求陛见，听听两宫太后对此事的看法。”
曾国藩采纳了赵烈文的建议，上折请晋京陛见。同时发函给纪泽，要儿子安排家眷先行南下，不必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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