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作者:余世存

抗战期间,重庆电力非常缺乏。灯光昏暗,即使如此也是有限制的。在一次行政院会议上蒋廷黻提议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四月一日将钟拨快一小时。孔祥熙第一个表示反对,他说他从未听过这种办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将时间提前或错后,他说他同意提早办公时间,但不同意随便将钟拨快。徐堪极力支持孔的意见,谴责蒋干扰时间,破坏自然。后来,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遂被采纳了。

商震好夸耀。早年常说,“我妻(商妻杨曾照)英文字笔记本有三尺多厚。”从开罗会议回国后,商震常对人说:“我那本英文字典真够完善,在开罗时,王正廷想查生字都要找我。”言下极为得意。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此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陈璧君被捕后,坚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20世纪50年代,蓝翎、李希凡合著文章批俞平伯之红学观点,经毛泽东过问,名声鹊起,多有单位请两人作《红楼梦研究》报告。有人记得的只是报告中时髦的语言,李希凡和蔼地提到周汝昌发表了“批俞”的文章,李说:“我们非常欢迎,”又补充一句:“我们自然更希望他再写一篇他对自己的看法。”蓝翎开讲则问:“传说蓝翎是李希凡的爱人,请大家看一看,像吗?”赢得一堂笑声,他却冷冷加问一句:“恐怕这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吧?”

韦君宜回忆说,“文革”时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编辑“政治拔高”之力,如编辑要求写入“抗美援朝”,把小标题《堵挡》改为战斗性强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浩然苦笑语:“我不同意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保护一点我的艺术创作……”但他最终接受了编辑要求,小说出版后他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晚年说:“《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

戴乃迭“文革”中受冲击,被关三年。出狱后,并不见有丝毫牢骚,而字字诤诤几如“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毫无肃杀之气,一脉温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诗人的白朗宁,或简·奥斯汀。一天,她遇到黄宗江,问黄:“宗江,你吃过什么苦?”黄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气风发地自问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庆吃不上鸡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缺乏阶级仇恨。”

韩三洲回忆,“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发言,慷慨激昂:“林贼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真不知好歹,都当上二把手了,还不知足,还想篡党夺权!要是换上我们工人阶级,肯定好好干!”

季羡林晚年以中国话说出了中国文化将领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该是中国人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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