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作者:余世存

康有为未捷前,上万言书,大谈时政,又著《新学伪经考》以惊鄙儒,一时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为宣尼复生,遂呼为康圣人。礼闱既捷,声名愈大,虚声所播,光绪皇帝亦颇闻之,将为不次之擢。翁同和窃窥上意,就力保康有为,说是“其才胜臣十倍”。又怕他日或有越规,乃加“人之心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以为如此言语,可以不至受过矣。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对没有来得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开凌辱,如肃亲王善耆、御史陈壁等人,被迫去挑大粪、运石头,当时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蔚为奇观。怀塔布当时官居礼部尚书,是慈禧太后的姻亲,被用来拉车,一个洋鬼子坐在车上,手拉缰绳,不时用手中鞭子抽打他的脊背,啪啪作响,怀尚书回头笑说:“老爷子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几趟,不会拉错地方的。”

《辛丑条约》后,清廷下“罪己诏”,始施改革,几乎尽行康梁当年新法。而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特权的扩大又导致腐败的加深。孙中山当时就说:“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

良弼留学东京士官学校,亲见革命风潮之烈,归而语满人大佬说:“不用害怕,这些人每月给他们数万金银,赏一顶戴,他们就会闭口了。”后来的袁世凯也是对付人事里手,惯技就是以钱铺路,黄远庸因此说袁世凯是良弼的徒弟。黄的车夫与一车夫当街吵架,站岗巡警云:“得了,得了,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黄以为对付之思想亦是专制教育之体现,又说这位巡警是袁世凯的徒弟。

袁世凯做总统后,极为提倡尊孔,他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1913年起,他连续发布了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庙祀孔,12月,到天坛祭天。

严复年轻时对清政府的昏庸颟顸大为忧虑,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战争后,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从此,一直不受重用。直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严复长子严璩也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也因此对革命持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

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后,徐世昌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

康梁革命失败后,康有为日益保守,从政治革命到君主立宪,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他自承:“吾自游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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