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作者:余世存

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销路不好,他们去问时,书店老板很冷淡地答复他们:“2000本书只销掉1500。”他们两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走在上海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郁达夫突然跑向街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作手枪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郭沫若则伤心两人是“孤竹君之二子”。

闻一多父母为其在乡下娶妻,使得闻极为不满。但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他跟父母说:“……我为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唯敢求于俩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情也……如俩大人必固执俗思,我敢倡不孝之名,谓俩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学生,同样不修边幅,两人相处颇为相得。而闻曾写一短简给陈,称之为“梦家吾弟”,陈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访他,谈起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十力对三位学人都不放在眼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听罢此语,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仍感意外。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叶浅予自学成才,对学院派言论敏感。他与徐悲鸿初次见面,徐无意中给他留下狂傲自大的印象,徐认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国画非得从素描写实入手。而当时中国画坛上,能画素描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蒋兆和,一个是他自己,还有半个是梁鼎铭。叶浅予听了很不舒服。

冒孝鲁为人狂傲,逾于老父,每读父诗文,必指摘之,连呼不通不通,老人亦只能默认而已。盖其国学造诣深厚,故敢如此。凡有自命不凡的文人雅士者,以诗文就正时,至多读三行,即言:好好。便掷还了。有一年,冒求太极名家乐幻智为之医病,乐以气功治愈后,两人畅谈虚字语助词。乐云:读通《论语》,虚字也通了。冒孝鲁自此称乐老师不已矣,并对人曰:斯人非徒以拳术鸣也。

1940年浙江大学流徙到遵义,在艰苦的流亡时期,竺可桢邀请费巩担任训导长。费巩接受了职位,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精力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

王实味到延安后,做了特别研究员。时延安物资匮乏,特别研究员的待遇相当高。毛泽东每月拿五元津贴,王实味可拿到四元半,比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当时边区棉布缺乏,大家都穿土布,从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的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王瘦削,没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跟着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把自己的一份给了王才平息风波。王只要了帽子,因为范个子大,他的衣服王根本不能穿。

塞克为延安四怪之一。毛泽东曾派李卓然上门邀请塞克到毛住处晤谈,被塞克拒绝,原因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他不去。这事很快传来,后来邓发劝他说:“去吧,不去不好的。”邓发还主动愿意陪塞克一起去,这样塞克就同意去了。在去杨家岭的路上,有相熟的人笑问:“塞克同志你去杨家岭吗?”塞克听了很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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