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作者:余世存

革命的向前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说:“革命的向前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进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中道主义

20世纪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天下为私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人来比喻我们。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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