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作者:余世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廖仲恺眼中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着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地改变了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渐进与革命的争论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革命进行的三个阶段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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