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尧
《北洋兵戈》系列传记文学十卷(约300万字)历时19年又3个月，于2000年11月脱稿，又经过诸多努力，终于出版了，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19年来，我的思绪、情感、精力，几乎完全倾在那个混战岁月和那群五颜六色的北洋人物身上，仿佛亲历着那场轰轰烈烈的混战，参与了那群人的明明暗暗的勾心斗角，自己也成了军阀。
然而，我却轻松不下来，我又从孕育时的喜悦陷入了婴儿坠地后的惶恐：不知道这个"婴儿"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是从1981年7月开始有意识研究北洋军阀混战史料的。其目的，是想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找一片"根据地"。
说起来十分惭愧，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从不敢做作家梦。一场动乱，把我卷进了黑文人的行列，灾难压了十几年。天青之后，无可奈何地走进文坛。但是，我与工与农与兵均无深厚关系，又不可能重新去体验。此时，我被调到政协机关主持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索兴选择北洋军阀大混战这片"空地"吧。于是，我开始了搜集、研究有关事件、人物，并且对重大事件的发生地，重要人物的出生、战斗地尽量实地考查；又转请海外亲友帮助收集资料。10年努力，积累丰富的资料，1992年离休之后，开始创作。
依照史家的划分，从辛亥革命次年(即1912年)到1928年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是为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共16年(亦说17年)。16年中，中国先后出现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集团，以冯国璋、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集团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三足鼎立，各霸一方。因为这些集团大多是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队伍，后来袁世凯成了北洋大臣，这支队伍便被称为北洋军。之外，还有山西阎锡山，云南蔡锷，四川诸刘以及孙中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在这段时间内，中国重演了诸如战国、春秋、五代十国等时期同样的混战局面。16年间，先后更迭了13次大总统(包括临时执政和陆海军大元帅)，国务总理更换了47届；大小战争不下百起，惊动大半个中国的大战就有直皖之战，直奉一战，直奉二战，护国之战，北伐之战，二次北伐之战等多起，正所谓"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各色人物在大混战中都无余地表演了自己的"才华"，展现了最赤裸的个性，这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多姿多态的形象。
作为历史的一个阶段，北洋军阀大混战算是中国最乱的岁月。人们提及那段岁月，无不怀着惊恐和阴暗的心情加以遣责，似乎这段时期内既无义战、更无好人。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这段历史好写吗?弄不好会不会有"为坏人树碑"的嫌疑?我的朋友也曾劝我："写那些人物，危险性太大。"后来，果然碰到了这样的尴尬：我在写作紧张时，晚报有位记者来访，写了一篇新闻稿件，据说送审时被"枪毙"了。理由是"写了一群坏人的人，不宜宣传。"我对此事只淡然一樊。
说实话，我们这些从五十年代起步走向文坛的人，"主题先行"、"服务"思想还是比较讲究的，生怕犯了"方向"错误。尤其是受过打击的人。所以，我首先选择了几位不太锋芒的人物，用中篇的含量，先在报刊上试探一下。第一个选择的人是徐树铮(题目是《北洋怪杰徐树铮》)，稿件1988年7月在江西《星火》文学月刊发表，受到各方赞扬。这以后，我又写了吴佩孚、张勋、张宗昌、徐世昌等10多位北洋人物，先后在《名人传记》、《花径》、《大风》等文学刊物发表，同样受到好评。这使我增强了写长篇的信心。
北洋人物的创作思路，最初是想写成演义形式的。即以年代作为主线，以事件作为骨骼，把人物串联起来。但是，在进入创作时，感到困难了。第一，北洋时期只是军事派系纷争，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国家政权，而派系之间分合合分、交叉频繁，时明时暗，需要花费许多笔墨作以繁琐的交待；第二，以时间、事件作为主线，可能削弱对人物的塑造，造成文_-色彩暗淡；第三，北洋混战毕竟不同于三国之战，这伙人最终的命运都被革命军归一了。这样，交待事件和经过的文字较多，恐怕写成大事记样的东西；第四，这样多的事件、这样多的人物，写成这样大的(初步设想为200万字)篇幅，自觉把握不了，怕顾此失彼。所以，最初的设想放弃了。
放弃了第一设想，重新开了思路，把创作构思颠倒了一下，即变成了以人物为主线，把事件和年代作为衬托，写人在混战年代的所作所为。这样写，混战的气氛可能淡一些，但容易写好人物。最终，我选择了10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是：北洋的鼻祖袁世凯，清王朝、民国交叉中的复辟派人物张勋，混战中左右逢迎的遗老徐世昌，皖系代表人物段祺瑞及足智多谋又煽风点火的徐树铮，直系代表人物曹锟及以儒将自足的吴佩孚，奉系代表人物张作霖，以及大流氓张宗昌，还有多变的孙传芳。这些人中，有儒家，如徐世昌、吴佩孚、徐树铮；有军事家，如袁世凯、段祺瑞；有土匪强盗，如张作霖、张宗昌；有小流氓、流浪儿，如张勋、孙传芳；也有小商贩，如曹锟。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方位钻出来，而且成了同样显赫的人物，他们的浮浮沉沉最能把16年大混战的风云囊括和表现出来。这样。一人一人的去塑造，也会笔墨集中。
这10部书稿中的张作霖、吴佩孚、徐树铮三部，1995年7月曾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本次纳入又作了较大修订。
被看作一团黑的这段历史中人物，我该怎样写呢?我坚持两条原则：第一，遵从历史，以写实的手法，不篡改、不扭曲、更不戏说，件件大事有依据；第二，不给自己定框框，首先从思维中摈弃好人坏人的概念，写人物的形象。力争把人物的思想、情感在事件的发生、发展中写出来。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事和人物，不过多地干预。比如，史家对于袁世凯、吴佩孚、张作霖等都有争论，尤其是袁世凯争论较大。对于给袁世凯定名"窃国大盗"、"出卖戊戌变法"就各持不同意见。我不想参和这些争论，只想向读者推出"-3时袁世凯是怎么样想的，做了些什么。
北洋人物大多是为个人的出路走出家门的；有了地位就不择手段吞掉别人，发展自己，最后要掌国权。在他们的混迹过程中，无不表现出十分复杂的思想性格。其中有的人也怀有报国大志；有的人有了地位之后也想办一些与国与民有益的事。只是尚没有给他们和平稳定的治国安邦的空间和条件。我想，探索这方面的得失是史家、政治家的事，作家只要把这些人在这一时期中在做什么(不是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不是做的结果)写出来就够了。一句话，塑造人物形象，而不是给人物作政治论证。
十个人物，在16年中各领风骚，个人因素至关重要。徐世昌凭着金榜题名，徐树铮凭着屡出奇计，张作霖凭拉杆子，张宗昌凭着又敲又诈，袁世凯、段祺瑞凭着穷兵黩武......他们从各自的土地上钻出来，汇合在同一的空间，以自己最彻底的本能在浮浮沉沉，生生灭灭。于是，个性、人格、才华、智谋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人人都在真真实实地做自己的戏，不遮不掩，赤裸裸。这就给作家提供了理想的素材，作家只需按文学手段去"托出"人物就行了。我自己掂量，我写的这十个人真实的素材占60％，虚构成分占40％。有人说，比例颠倒一下可能会更动人，更形象鲜活。我不想那样做。作为历史人物还是以史为据。戏说，我总认为是既伤害了历史人物，也伤害了读者；尽管史与文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我还是本着"有据"的精神，老老实实写人。大约正是这样，我写不出"惊人"的作品。
人物交叉性的事件和情节较多，这也是以人写作的特定情况。我是本着事件以谁为主，突出写谁；涉及人物，一叙而过，尽可能避免过大重复。有时候从塑造人物出发，把事件分割处理。如第二次直奉战争，本该重点写张作霖，我却把张作霖一带而过，重点写吴佩孚、冯玉祥了。这就归宿到冯玉祥北京政变，直系彻底完蛋，吴佩孚浮海这个大结局上去了。张勋复辟是张勋平生的最大事件，但我却把段祺瑞、徐树铮作了侧重，以写出张勋敢于北上(段背后支持)和北上后的失败(段正面反对)，主谋者正是徐树铮。以人物为依托，不至口罗嗦和重复。
19年的"北洋"创作，是我思绪和环境都十分困难的时期。家庭生活分割了大部时间，有时边构思文章，还得边想着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拿起笔了，又觉得还有碗得刷；正赶写情节，看看表该做饭了，就得放下；夜深人静了，时下。属于自己了，可是，早已腰酸眼涩了。这是没有办法的，我的家就是这样一本难念的经。之外，还有一些难言的精神干扰，眼睁睁看着时间流失，无可奈何，只好"偷"时间，向睡眠和休息借时间，生怕上帝不可怜，使自己计划落空，毕竟年近古稀了。几年前买了台电脑，想改善一下写作条件，但一时又无法熟练，生怕费时太多，索兴弃之高阁。
感谢铜山县政协机关给了我许多方便，感谢铜山县领导给我的巨大援助，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创作任务。还要感谢我的文友刘振华、田秉锷、童笑瓴、肖俊志、安启杰、昝金龙、好友陈思华等诸君给的关怀、帮助，使我有信心完成全稿；徐州师范大学徐荣街教授、余明侠教授、冒昕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王智量教授等对前三部书写出了诚恳的评论，为后7部创作起了指导作用；江苏省文联原负责人王光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赵本夫，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陆建华，原市委副书记李为健，市委副书记、原宣传部部长徐毅英以及文艺处处长刘新华等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书稿写出了，实际是四面八方的同志、朋友给托出来的。在本书出版事宜上，我的族人董克林及刘桂华女士不辞辛劳，八方奔波，尤为令人感动。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并且会把这种鼓励和帮助用到以后的创作上去，争取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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