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新号货轮在钓鱼岛附近的洋面上遇到了热带风暴的袭击，它被迫钻进了日属的备用军港停泊避风。
韦利和几名水手站在剧烈摇颤的甲板上，望着船头竖起的几丈高的浪柱，仿佛看见了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在码头上举目眺望的身影。他的船原定在中秋节这天抵达十里铺码头，但现在已是月底，在云层中忽隐忽现的月亮俨然一尾清冷的银钩模样，它满含责备和怨尤，在浪急风高的夜晚，呈露出无限的柔情。
半个多月之后，展新号远洋货轮终于停靠在了十里铺码头。在等候亲属归来的人群中，韦利没能找到张清的影子。
韦利拎着一箱鱼子酱罐头，在郁闷的岸边站了一会儿。他拿不定主意是回自己父亲的家，还是直接去张清那儿，这种犹豫不决似曾相识，由来已久。
一年前，他与张清结婚时，碰到了一个小小的难题。由于双方的单位都无法给他们提供住房，他们只能在各自的父母家择一而居。韦利的父亲因患心脏病卧床多年，而且在短期内似乎还看不出有心肌梗塞的迹象。虽然他拥有三室一厅的宽敞住房，但张清从未考虑过在公公那里安家，用她的话来说，“假如我白天在医院当医生，晚上给你爹当护士，那就失去了做人的机会……”
更何况，韦利长年在外，一个年轻的媳妇和衰老不堪的公公整日厮守，对人的神经系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考验，因此，他们商量的结果（实际早已决定），一致认为投奔岳父才是上策。
张清的父亲是一位退职的高教局长，赋闲在家已有一年，无事可干的寂寞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用于对付这两个年轻的恋人，一心一意将他们拆散。考虑到以前曾遭受的种种羞辱和即将到来的寄人篱下，韦利对于这个刚刚组建起来的四口之家不能抱有太大的幻想。
韦利拎着那箱鱼子酱，穿过灯火灰暗的江边码头和一处正在施工的建筑楼群，朝南中山路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走去。
他打算先去张清那儿。他与妻子已分开六个多月，这一决定天经地义。再说，他担心他的父亲见到自己之后，会再提空调的事儿。
父亲一直想装个空调，他曾经一次次对儿子说：“你出国之后，给我弄个德国空调回来，日本的也行。”好像他的儿子不是货船见习机械师，而是一位空调公司的总裁。自打韦利懂事的那天起，父亲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健康活泼的母亲整天在担心父亲的暴亡，可母亲去世已有十年，父亲的病情也说不上更糟，当然，也没有变得更好。这位当年淮海战役中的突击排长常年足不出户，对于外界的变化和飞涨的物价并不比一个白痴知道的更多，他著名的口头禅是：“你到菜场替我拎两只甲鱼回来，顺便再要几斤对虾……”那时韦利还在船舶学院念书，每月靠父亲的那点退休金生活，这点钱是经不起什么折腾的。
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展新一号货轮当机械师，工资比一般毕业生要高出一截，但他在面对“空调”一类的概念时，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有一次，他将父亲的这一愿望告诉了张清，没想到妻子那一双漂亮的杏仁眼顿时露出一道阴森森的寒光：“他疯啦？这个白痴也太过分了，他还有几天？难道还想活到收回香港不成？”
听到妻子这么说，韦利心中也很不是滋味。要说韦利偶尔也会跟着媳妇对父亲大骂一通，但多半不是出于本意。
举个例子来说，这天晚上，韦利拎着一箱乌克兰产的鱼子酱，走到工地的一处黑暗的角落，突然停了下来。他的脑子里飞快地掠过这样一个念头：上等的鱼子酱在免税商店的标价是每瓶二十美元，这一箱正好是二十四瓶，合计四百八十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就可以抵得上一台窗式空调机的价钱。韦利知道，这只箱子一旦拎进了岳父的家门，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将它拎出来，而且，他不敢保证岳父岳母就一定乐于享用——上一次，他给岳父买了一盒马来西亚燕窝，适逢老人对动物保护的必要性有了一知半解的概念，因而拒绝食用。韦利转而改送可口可乐，老人又成了一个振兴民族工业的倡导者。送上几条红塔山又如何呢？岳父倒没说什么，岳母却认为她的禁烟计划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有人不怀好意。
经过一番复杂的盘算之后，韦利四下里看了看，从口袋中取出一把旅行用的小剪刀，划开纸箱，从箱中拿出八瓶鱼子酱，将它们埋在了垃圾筒边上的一条排水沟里，用沙土填平，又在上面压了几块红砖。
站在深夜的风中，韦利觉得自己的行为颇有几分滑稽和怪诞，这种怪诞同时又增加了他的不真实之感。木来，他可以先回家看父亲，顺理成章地给父亲留下几瓶，然后再去岳父家与张清见面。但他一分钟也不愿意多耽搁。他想到了妻子丰腴的肉体，他的欲望的船帆鼓满了风。
韦利提着十六瓶鱼子酱按响了张清家的门铃，足足有十分钟无人应门。当他听到屋里传来骨牌推倒后的揉搓之声，才忽然想起来，由于这幢大楼时常发生深夜入室抢劫事件，岳父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安全措施：晚上来客若非事先电话通知，一般不予开门。韦利只得返回电梯，给家里拨打电话。
当他重新回到铁制防盗门前，就听见了岳母趿着拖鞋的声音。经过再次盘问核准，韦利得以进入室内。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三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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