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光复以后不久，当地的八路军部队奉命调往别处。一支国民党的部队接管了县城，设立了党部。不久，来了几位迟到的接收特派员。一个被日军占领多年，早已抢掠得民不聊生，彻底贫穷的县城，除了人口，其实已没任何值得接收的了。
但他们总是要做出点儿政绩的，于是“肃奸”、“除奸”。
真正的汉奸早就被武工队除掉了，伪军也被八路军及时解决了。
他们收集了一些不经核实的情况，将王文琪逮捕，匆匆秀了个审讯的过程，贴出告示，要将王文琪枪决。
一些村子里的农民不明真相，奔走相告，拍手称快。但对于全县城里的人，王文琪是大恩人。结果在县城里引起众怒，许许多多人欲要砸国民党党部。这引起了有责任感的国民党人士的过问，一了解，事实相反，勒令将王文琪释放了。
几天后，王文琪从当地消失了，实际上是被罗队长护送到八路军的队伍里去了。不仅王文琪消失了，武工队也消失了，韩成贵那样一些地下抗日时期的“内部人”一同消失了，连韩柱儿都跟他们走了。
又不久，内战开始。
到1951年，王文琪脱下军装回到家乡，被任命为县中学校长。那所县中学的前身，便是当年的县女中，校址依旧在原址。韩柱儿也转业了，改名韩铸，成为土改工作组的一名骨干。因为他父亲是烈士，尽管他脾气不好，也喜欢独断专行，上下左右的同志们都尽量包涵之。罗队长在内战中牺牲了。韩成贵随大军南下，在福建某县当上了副县长。
关于王文琪家的成分，土改工作组中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既然他当年曾将地契烧了，并且自行将土地分给了乡亲们，自己一亩都没留，无论如何不该定为地主。根据他父亲在世时对农民们挺好这一事实，定为“开明乡绅”比较恰当。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工作组定农村人们的成分，主要是以土地多少为原则的。有多少土地定什么成分，上级是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的。在文件中，并无所谓“开明乡绅”的条目。县一级工作组无权自作主张，那是要犯错误的。非定什么“开明乡绅”，须打报告请示上级。等上级批复下来，肯定是旷日持久的事。而且，未必就是同意的批复。至于王文琪烧地契，分土地，那种个人行为固然可嘉，但并不能代表新中国具有绝对权威性质的政府行为，实属无效，不应影响土改工作组划分阶级成分的原则。在后一部分人中，韩铸是态度最为坚决的。
于是，王文琪的家庭成分被定成了地主。向他宣布时，他很不愉快。事后，欲找韩铸理论，要求改正。一想韩铸脾气不好，怕结果更加不愉快，就变了想法，决定请韩大娘间接向她孙子反应反应他的个人意见。隔了一夜，自己想通了，觉得成分不过就是成分，无所谓。反正自己单身一人，又已经是党员了，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能有什么实际影响呢？便作罢了。但不愉快却埋在心里了——别人什么主张他不在意，他在意的是韩铸也那样坚持。心中明明有不愉快，某时话里话外地就带出来了。
韩铸对王文琪也是心存老大不快的——王文琪当年两次救了他命的事，每被同志们借以开他的玩笑。在那种玩笑中，更受人尊敬的，似乎不是他，反而是向日本鬼子跪下过的王文琪了！这使他特别恼火。尤其令他恼火的是，当有人想听当年那段往事去问王文琪时，王文琪居然每笑着说：“请韩铸同志专门讲给你们听嘛！”
韩铸认为王文琪这么说，是成心想使他丢丢脸。
其实，有的同志并不是借以开他的玩笑，而只不过是对那段往事颇感兴趣罢了。
两年后，王文琪结婚了。那一年他虚四十岁了。他的妻子叫刘梦舲，二十二岁，是县中的教师。
王文琪不知韩铸也对他心存芥蒂。在他那儿，觉得只有自己对韩铸不满的理由，他韩铸哪有也对他王文琪恼火的把柄呢？所以，婚礼前，他还是托人给韩铸送了一份亲笔书写的喜柬，为的是主动表示依然友好的意思。毕竟，是一个村里出来的人啊！
举行婚礼那天韩铸借故没到场，但让人捎去了一台德国相机，那是韩铸的部队首长送给他的纪念物，他很喜欢的东西。王文琪收下了，觉得是收下了一份深情厚意。
婚后的王文琪，夫妻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着实过了几年幸福美满的日子。若说也有遗憾那便是，刘梦舲不能生育。但王文琪却不以为憾，每将妻子也当女儿宠爱着。
五七年号召给党提意见时，王文琪表现得积极踊跃，逢会必大发其言，还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意见可多了，再没机会提出来快憋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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