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季的一个下午，天高云淡，太阳看去很沉，如同灌满血浆，却又不那么情愿西坠。国家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华北平原的这一片大地上，具体说是北平和天津之间的田野，高粱红似火。公路两侧，除了高粱，还是高粱，比火更红。于是，也接近着血色了。红得接近着血色的高粱，一片连一片，一望无际；这一片大地，渗入了很多中国人的血，死于战乱的，是黎民百姓的中国人的血；直接死于战役的，是军人的中国人的血——先是军阀和军阀之间的战争要了很多中国人的命，后来更多的中国人为了保卫这一片土地而捐躯。在高粱之间，矗立着一座座日军的炮楼，像狂野非洲的一座座蚁穴。
斯时，夕阳的余辉洒在一片片高粱穗上，使成片的高粱看去是更加的血红。在一座炮楼上，有一名年轻的日军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瞭望——目下红得接近着血色的一望无际的高粱，使他的胃剧烈地疼了起来。
日本人不爱吃高粱米，爱吃大米。不是他们挑食，全世界人都如此。在他们日本，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一向是吃大米的。区别仅仅在于，富人一向吃优质的大米，而穷人吃的是劣质的，并且一向吃不饱。
爱吃大米的些个日本兵，自从成了这一片土地的占领者，进入了那些炮楼，就再没吃过大米了。只有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军官们才吃得上大米——从东北运过来的，甚至是远从朝鲜运过来的。在东北，在朝鲜，日军强征也就是掠夺了去的大米，得供给他们的关东军吃，而且总是不够。
所以驻扎在炮楼里的日军，他们的肠胃几乎都因为长期吃高粱米而吃伤了。
他们恨那成片成片一望无际的高粱。
但即使恨，那也得抢。否则，连高粱米也吃不上。
而这个季节，正是他们离开炮楼蹿到附近农村去抢粮食的季节。他们监视着中国农民收割；监视着农民将收割了的高粱集中到晒场上去，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碾压、去壳、装袋、装车，赶在天黑前运往炮楼。如果他们不这样，连高粱米也吃不上。
韩王村里，日本兵正呵斥着中国农民们往马车上堆放高粱米袋子。最后一袋装满了高粱米的袋子也扔到马车上之后，为首的日军小队长藤野命中国农民们聚拢在一起，开始训话。他原本是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最高长官的机要文书，会说不少中国话，因为犯了过错，被贬出县城，当了炮楼里的一小队日军的头目。他是用中国话来训话的。他喜欢用中国话来对中国人进行训话，觉得那会使他显得是一位有文化的因而特文明的占领者。他训话的内容大致是——大日本皇军不爱吃高粱米，爱吃的是大米！从明年起，不许再种高粱，必须种水稻。种水稻，那才是大大的良民。继续种高粱的话，统统死啦死啦的！……
其实，那些中国农民们的胃肠，十之八九也由于连续多年吃高粱米而吃伤了。在这一带的农村，患胃肠病的老人和孩子多极了。但那样他们也宁愿种高粱。让狗日的鬼子兵吃高粱米全把胃肠吃伤了，是他们巴不得的事。他们是农民，不是军人；既不能亲自拿起枪来消灭侵略者，那么搭赔上自己的胃肠，自己老人孩子们的肠胃，把鬼子兵们的肠胃也吃伤了，亦大快事。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为了抗日，死都不怕，稍有点儿爱国心的中国人，难道还顾惜自己的胃肠吗？何况，只有长势良好的高粱地和玉米地，在整个夏季才能构成青纱帐；而青纱帐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敌后武工队消灭日伪军的有利掩体。国民党的正规部队，由于难敌在武器装备方面占尽了优势的日军，不得不进行战略性的撤退，使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大受影响。幸而还有敌后武工队在日军占领区坚持武装抗日的活动，人民便还能看到着几线胜利的希望。所以，尽管这一片土地上曾经麦海无边，但自从被日军占领以后，中国农民却宁肯改种高粱了——种高粱就是爱国，种高粱就是支持抗战！自然，平均每亩地上的高粱的收成，比之于小麦确实是要多不少的。但这一带的中国农民们的抗日觉悟普遍很高，他们首先算的是种什么才对抗战有利这一笔大账。又自然的，种高粱、玉米也等于是在种青纱帐。但一俟成熟，县城里的，炮楼里的日军、伪军，往往倾巢出动，开来他们的卡车，强征了马车、牛车乃至驴车，与中国农民抢地里的收成，成车成车地拉往县城和各个炮楼。比之于高粱，对日伪军们，玉米是更容易抢的。从棵秆上掰下玉米棒子，往车上一扔，拉回去就完成了抢的任务了呀。并且呢，吃起来也省事。最懒的办法就是直接煮了玉米棒子来吃。在大米、玉米和高粱三者之间，玉米是日伪军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他们不像恨高粱那么恨玉米。他们军中的营养专家向他们宣传，玉米的营养成分比高粱的营养成分要高些。他们的胃肠消化起玉米来，实际的感觉也舒服一点儿。在中国农民方面，经过了教训后，连玉米也不种了，只种高粱了。
日伪军们对这一点恼火透顶。是的，他们的胃肠消化起高粱米来，确实有些受不了啦，却又拿中国的农民们干没辄。不想吃高粱米了？想吃玉米了？可以啊！就是想吃馒头烙饼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改种小麦好了！这一片中国的土地上，原本就是麦田相连的嘛，我们中国人也早就想吃白面了！谁不知道白面比高粱米好吃呢？可是，拿种子来！种什么收什么，这个道理你们日本人那也是应该懂得的。玉米种也罢，麦种也罢，反正我们是没有的。不拿种子来，那我们就还是得种高粱。中国农民又不是神仙，怎么会春天种下去高粱，秋天收获的是玉米或小麦呢？日军拿不出玉米种，更拿不出麦种，所以也就只能一直痛苦地吃着高粱米。倒是伪军，有时竟还能吃到馒头和烙饼。了解中国人的自然还是中国人。他们知道有些农民家里多少还藏着麦种，并且在不易被发现的地块，一直偷偷种着麦子，为的是使自家的老人和孩子，一年里可以偷偷吃上几顿面食。也是为了抗日的人们来到时，临走能带些面粉去。所以伪军们常溜到村里，威逼带哀求地，直至吃上顿面食才肯走。往往，两碗疙瘩汤外加单饼卷韭菜，或卷大葱，就能打发得他们心满意足了。1944年后，从官到兵，伪军们是更伪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局开始呈现明显转机，不利于小日本的消息频频传入国内，他们皆内心恓惶，意识到应给自己留条后路了，不太敢像以前那么肆无忌禅地为虎作伥了。对于日军，不再悠悠万事，效忠为大了。能敷衍一下，也就敷衍而已了。能骗一下的事，也就干脆骗过去拉倒了。他们常二三结伴地溜出炮楼，去到附近的村里，一为寻觅点儿好吃的，解解馋；二为跟农民们套套近乎，倾诉一下以前做恶事时的迫不得已，当伪军的无可奈何与苦闷。不管是发自真心还是虚情假意，总之确实开始和农民套近乎了。对于他们，一根黄瓜、几个柿子那也算好吃的，平常他们猫在炮楼里连青菜也吃不大到，更不要说时令瓜果了……
但是训话的藤野却并不认为，或者说并不觉得皇军的侵华战争正在走向穷途末路。当然，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参与侵略。恰恰相反，他确实很信“大东亚共荣圈”那一套说法，所以也就认为自己参与的确实是一场“圣战”。至于对中国人进行的屠杀，他认为那是完全必要的“震慑”。不抵抗，不就不“震慑”了吗？他认为中国人的抵抗是很不明智的，打不过，臣服不就得了吗？甚至还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亚洲兄弟之间的关系——日本虽然领土小，人口少，但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理应做老大；而中国，虽然领土大，人口多，但国力虚弱，皆“东亚病夫”，那么就应该将领土拱手相让，就应该乖乖地当“小弟弟”，一切听老大的。如果不听，老大狠狠地教训“小弟弟”，直至教训得百依百顺，这是完全合乎中国人几千年内常言的那个“道”的。日本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使全体中国人明白中国那个“道”是甘当奴隶的意思，实际上是对中国所进行的武力的“文化启蒙”——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人怎么就是想不通呢？
在1944年的秋季，在藤野这一个日本下级军官的内心里，充满了焦虑。“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用毛泽东后来写的这几句诗词形容藤野当时的焦虑心情，那是特别恰如其分的。依他想来，大米就快有了，面粉就快有了，皇军整天吃高粱米的日子就快结束了。为了让皇军不但尽快吃上大米白面，还能尽快吃上鸡鸭鱼肉，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替皇军对中国农民进行思想教育。
他满口说着“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的美好愿景，说得连自己都很陶醉都很感动了。当然，有些话他说得也是特别严厉的。
“明年的，高粱的，统统的不许再种！大日本皇军，高粱的不爱吃！种高粱的，死啦死啦的！种水稻的，大大的良民！种小麦的，也是大大的良民！大米，白面，皇军的爱吃！你们的，要大大的明白！……”
藤野在些个中国农民们面前踱来踱去。他双手戴着雪白的手套，右手按在刀柄上。说那些话时，胃在疼，忍着。他脸上的表情不但严厉，而且目光中射出杀气。不远处的一马车高粱米使他腻歪透了。可是再腻歪也得拉回去呀，不拉回去自己和手下又吃什么呢？总不能喝西北风吧？
些个中国农民，皆低着头听他吼，全当是听驴叫。
忽然，不好的事发生了——一头小猪崽不合时宜地出现，一边喜悦地哼哼着，一边将嘴巴插入高粱堆里大快朵颐。藤野的目光完全被小猪崽吸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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