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婆婆终于被大儿子接到城里来了。进城的这一天大儿子把他的新款桑塔纳开到了断桥镇的东首。要不是断桥镇的青石巷没有桑塔纳的车身宽，大儿子肯定会把那辆小汽车一直开到自家的石门槛的。蚕婆婆走向桑塔纳的时候不住地拽上衣的下摆，满脸都是笑，门牙始终露到外头，两片嘴唇都没有能够抿住，用对门唐二婶的话说，“一脸的冰糖碴子”。青石巷的两侧站满了人，甚至连小阁楼的窗口都挤满了脑袋。断桥镇的人们都知道，蚕婆婆这一去就不再是断桥镇的人了，她的五个儿子分散在五个不同的大城市，个个说着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她要到大城市里头一心一意享儿子的福了。蚕婆婆被这么多的眼睛盯着，幸福得近乎难为情，有点像刚刚嫁到断桥镇的那一天。那一天蚕婆婆就是从脚下的这条青石巷上走来的，两边也站满了人，只不过走在身边的不是大儿子，而是他的死鬼老子。这一切就恍如昨日，就好像昨天才来，今天却又沿着原路走了。人的一生就这么一回事，就一个来回，真的像一场梦。这么想着蚕婆婆便回了一次头，青石巷又窄又长，石头路面上只有反光，没有脚印，没有任何行走的痕迹，说不上是喜气洋洋还是孤清冷寂。蚕婆婆的胸口突然就是一阵扯拽。想哭。但是蚕婆婆忍住了。蚕婆婆后悔出门的时候没有把嘴抿上，保持微笑有时候比忍住眼泪费劲多了。死鬼说得不错，劳碌惯了的人最难收场的就是自己的笑。
桑塔纳在新时代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停住，蚕婆婆晕车，一下车就被车库里浓烈的汽油味裹住了，弓了腰便是一阵吐。大儿子拍了拍母亲的后背，问：“没事吧？”蚕婆婆的下眼袋上缀着泪，很不好意思地笑道：“没事。吐干净了好做城里人。”大儿子陪母亲站了一刻儿，随后把母亲带进了电梯。电梯启动之后蚕婆婆又是一阵晕，蚕婆婆仰起脸，对儿子说：“我一进城就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运来运去的，总是停不下来。”儿子便笑。他笑得没有声息，胸脯一鼓一鼓的，是那种被称作“大款”的男人最常见的笑。大儿子说：“快运完了。”这时候电梯在二十九层停下来，停止的霎那蚕婆婆头晕得更厉害了，嗓子里泛上来一口东西。刚要吐，电梯的门却对称地分开了，楼道口正站着两个女孩，嘻嘻哈哈地往电梯里跨。蚕婆婆只好把泛上来的东西含在嘴里，侧过眼去看儿子，儿子正在裤带子那儿掏钥匙。蚕婆婆狠狠心，咽了下去。大儿子领着母亲拐了一个弯，打开一扇门，示意她进去。蚕婆婆站在棕垫子上，伸长了脖子朝屋内看，满屋子崭新的颜色，满屋子崭新的反光，又气派又漂亮，就是没有家的样子。儿子说：“一装修完了就把你接来了，我也是刚搬家。——进去吧。”蚕婆婆蹭蹭鞋底，只好进去，手和脚都无处落实，却闻到了皮革、木板、油漆的混杂气味，像另一个停车库。蚕婆婆走上阳台，拉开铝合金窗门，打算透透气。她低下头，一不留神却发现大地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整个人全悬起来了。蚕婆婆的后背上吓出了一层冷汗，她用力抓住铝合金窗架，找了好半天才从脚底下找到地面，那么远，笔直的，遥不可及。蚕婆婆后退了一大步，大声说：“儿，你不是住在城里么？怎么住到天上来了？”大儿子刚脱了西服，早就点上了香烟。他一边用遥控器启动空调，一边又用胸脯笑。儿子说：“不住到天上怎么能低头看人？”蚕婆婆吁出一口气，说：“低头看别人，晕头的是自己。”儿子又笑，是那种很知足很满意的样子，儿子说：“低头看人头晕，仰头看人头疼。——还是晕点好，头一晕就像神仙。”蚕婆婆很小心地抚摸着阳台上的茶色玻璃，透过玻璃蚕婆婆发现蓝天和白云一下子变了颜色，天不像天，云也不像云，又挨得这样近。蚕婆婆说：“真的成神仙了。”儿子吐出一口烟，站在二十九楼的高处对母亲说：“你这辈子再也不用养蚕了，你就好好做你的神仙吧。”
蚕婆婆是断桥镇最著名的养蚕能手。这一点你从“蚕婆婆”这个绰号上就可以听得出来，蚕婆婆一年养两季蚕，一次在春天，一次在秋后。每一个蚕季过后蚕婆婆总要挑出一些茧子，这些茧子又圆又大，又白又硬，天生一副做种的样子。上一个季节的桑蚕早就裹在了茧内，变成蛹，而到了下一个季节这些蛹便咬破了茧子，化蛹为蝶。这些蝴蝶扑动着笨拙的翅膀，困厄地飞动。它们依靠出色的本能很快建立起一公一母与一上一下的交配关系，尾部吸附在一起，沿着雪白的纸面产下黑色籽粒。密密麻麻的籽粒罗列得整整齐齐，称得上横平竖直，像一部天书，像天书中最深奥、最优美、最整洁的一页，没有人读得懂。用不了几天，一种近乎微尘的爬行生命就会悄然蠕动在纸面上了。这就是蚕，也叫天虫。蚕婆婆不是用手，而是用羽毛把它们从纸面上拂进篾匾中。为了呼应这种生命，断桥镇后山上的枯秃桑树们一夜间便绿了，绿芽在枯枝上颤抖了那么一下，又宁静又柔嫩，桑叶的蓇葖便绽开了，漫山遍野全是嫩嫩的绿光。桑叶掐好了时光萌发在蚕的季节，仿佛是上天的故意安排，仿佛是某种神谕的前呼与后应。
大儿子通常是上午出去，晚上很晚才能回来。蚕婆婆不愿意上街，每天就只好枯坐在家里。儿子为母亲设置了全套的音响设备，还为母亲预备了袁雪芬、戚雅仙、徐玉兰、范瑞娟等“越剧十姐妹”的音像制品。然而，那些家用电器蚕婆婆都不会使用，它们的操作方式简单到了一种玄奥的程度，你只要随手碰一下遥控，屋子里不是喇叭的一惊一乍，就是指示灯的一闪一烁，就仿佛家里的墙面上附上了鬼魂似的。这一来蚕婆婆对那些遥控便多了几分警惕，把它们码在茶几上，进门出门或上灶下厨都离它们远远的，坚持“惹不起、躲得起”这个基本原则。蚕婆婆曾经这样问儿子：“这也遥控，那也遥控，城里人还长一双手做什么？”儿子笑了笑，说：“数钱。”
晚饭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儿子在餐桌的对角点了两支福寿红烛。烛光使客厅产生了一种明暗关系，使空间相对缩小了，集中了。儿子端了饭碗，望着母亲，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断桥镇。那时候一大家子的人就挤在一盏小油灯底下喝稀饭的。母亲说老就老了，她老人家脸上的皱纹这刻儿被烛光照耀着，像古瓷上不规则的裂痕。儿子觉得母亲衰老得过于仓促，一点过程都没有，一点渐进的迹象都没有。儿子说：“妈。”蚕婆婆抬起头，有些愕然，儿子没事的时候从来不说话的，有话也只对电话机说。儿子推开手边的碗筷，点上烟，说：“在这儿还习惯吧？”蚕婆婆却把话岔开了说：“我孙子快小学毕业了，我还是在他过周的时候见过一面。”大儿子侧过脸，只顾吸烟。大儿子说：“法院判给他妈了，他妈不让我见，他外婆也不让我见。”蚕婆婆说：“你再结一回，再生一个，我还有力气，我帮你们带孩子。”儿子不停地吸烟，烟雾笼罩了他，烟味则放大了他，使他看上去松散、臃肿、迟钝。儿子静了好大一会儿，又用胸脯笑，蚕婆婆发现儿子的笑法一定涉及到胸脯的某个疼处，扯扯拽拽的。儿子说：“婚我是不再结了。结婚是什么？就是找个人来平分你的钱，生孩子是什么？就是捣鼓个孩子来平分你余下来的那一半钱。婚我是不结了。”儿子歪着嘴，又笑。儿子说：“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只要有钱，夜夜我都可以当新郎。”
蚕婆婆望着自己的儿子，儿子正用手往上捋头发。一缕头发很勉强地支撑了一会儿，挣扎了几下，随后就滑落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了。蚕婆婆的心里有些堵，刚刚想对儿子说些什么，屋里所有的灯却亮了，而所有的家用电器也一起启动了。灯光放大了空间，也放大了母与子之间的距离。蚕婆婆看见儿子已经坐到茶几那边去了，正用遥控器对了电视机迅速地选台。蚕婆婆只好把想说的话又咽下去，一口气吹灭了蜡烛。一口气又吹灭了另一炷蜡烛。吹完了蜡烛蚕婆婆便感到心里的那块东西堵在了嗓眼，上不去，又下不来，仿佛是蜡烛的油烟。
蚕婆婆在这个悲伤的夜间开始追忆断桥镇的日子，开始追忆养蚕的日子。成千上万的桑蚕交相辉映，洋溢着星空一般的灿烂荧光。它们爬行在蚕婆婆的记忆中。它们弯起背脊，又伸长了身体，一起涌向了蚕婆婆。它们绵软而又清凉的蠕动安慰着蚕婆婆的追忆，它们的身体像梦的指头，抚摸着蚕婆婆。它们像光着屁股的婴孩，事实上，一只蚕就是一个光着屁股的婴孩，然而，它不喝，不睡，只是吃。蚕一天只吃一顿，一顿二十四个小时。这一来蚕婆婆在每一个蚕季最劳神的事情就不是喂蚕，而是采桑。但是蚕婆婆采桑从来不在黄昏，而是清晨。蚕婆婆喜欢把桑叶连同露珠一同采回来，这样的桑叶脆嫩、液汁茂盛，有夜露的甘冽与清凉。然而桑蚕碰不得水，尤其在幼虫期，一碰水就烂，一烂就传染一片。所以蚕婆婆会把带露的桑叶摊在膝盖上，用沙布一张一张地擦干，再把这样的桑叶覆盖到蚕床上去。每一个蚕季最后的几天总是难熬的，一到夜深人静，这个世界上最喧闹的只剩下桑蚕啃噬桑叶的沙沙声了，吃，成了这群孩子的目的。它们热情洋溢，笨拙而又固执地上下蠕动。蚕婆婆像给爱蹬被单的婴孩盖棉被一样整夜为它们铺桑叶，往往是最后一张蚕床刚刚铺完，第一张蚕床上的桑叶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叶茎了。然后，某一个午夜就这样来临了，桑蚕们急切的啃噬声渐渐平息了，它们肥大，慵懒，安闲，开始向麦秸杆或菜籽杆上爬去。这时候满屋子一层又一层的桑蚕们被一盏橘黄色的豆灯照耀着，除了嘴边的半点瑕斑，桑蚕的身体干净异常，通体呈半透明状，半液汁状，半胶状，一遇上哪怕是最微弱的光源，它们的身躯就会兀自晶莹起来，剔透起来，笼罩了一圈淡青色的光。蚕婆婆在这样的时候就会抓起一把桑蚕，仿佛一种仪式，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胳膊上。它们像有生命的植物液汁，沿着你的肌肤冰凉地流淌。然后，它们会昂起头，像一个裸体的孩子，既像晓通人事，又像懵懂无知，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神情与你对视。蚕婆婆每一次都要被这样的对视所感动，被爬行的感触是那样地切肤，附带滋生出一种很异样的温存。蚕婆婆养蚕似乎并不是为了收获蚕茧，而只为这一夜，这一刻。这一刻一过蚕婆婆就有些怅然，有些虚空，就看见桑蚕无可挽回地吐自己，以吐丝这种形式抽干自己，埋藏自己，收殓自己。这时的桑蚕就上山了，从出籽到吐丝，前前后后总共一个月。断桥镇的人都说，没见过蚕婆婆这样尽心精心养蚕的。——这哪里是养蚕，这简直是做月子。
收完了茧子蚕婆婆就会蒙上头睡两天，然后，用背篓背上蚕茧，送儿子去上学，一手搀一个。那些蚕茧就是儿子的学费。十几年来，蚕婆婆就是这么从青石巷上走过的，一手搀一个。蚕婆婆就这么把自己的五个儿子送进了小学、中学，还有大学。要不然，她的五个儿子哪里能在五个大城市里说那么好听的普通话。
蚕婆婆不喜欢普通话。蚕婆婆弄不懂一句话被家乡话“这样说”了，为什么又要用普通话去“那样说”。蚕婆婆不会说普通话，然而身边没人，家乡话也说不了几句。蚕婆婆就想找个人大口大口地说一通断桥镇的话。和儿子说话蚕婆婆总觉得自己守了一台电视机，他说他的，我听我的，中间隔了一层玻璃。家乡话那么好听，儿子就是不说。家乡话像旧布鞋，松软，贴脚，一脚下去就分得出左右。
蚕婆婆说：“儿，和你妈说几句断桥镇的话吧。”
大儿子愣了一下，似乎若有所思，想了半天，“噗嗤”一下，却笑了，说：“不习惯了，说不出口。”儿子说完这句话便转过了身去，取过手机，拉开天线，摁下一串绿色数字，说：“是三婶。”蚕婆婆隔着桌子打量儿子的手机，无声地摇头。这时候手机里响起三婶的叫喊，三婶在断桥镇大声说：“哎喂，喂，哪个？哪里？说话！”儿子看了母亲一眼，只好把手机关了，失望地摇了摇头。母与子就这么坐着，面对面，听着天上的静。蚕婆婆有点想哭，又没有哭的理由，想了想，只好忍住了。
蚕婆婆一个人在二十九楼上呆了一些日子，终于决定到庙里烧几炷香了。蚕婆婆到庙里去其实是想和死鬼聊聊，阳世间说话又是要打电话又是要花钱，和阴间说话就方便多了，只要牵挂着死鬼就行了。蚕婆婆就是要问一问死鬼，她都成神仙了，怎么就有福不会享的？日子过得这么顺畅，反而没了轻重，想哭又找不到理由，你说冤不冤？是得让死鬼评一评这个理。
母亲要出门，大儿子便高兴。大儿子好几次要带母亲出去转转，母亲都说分不清南北，不肯出门。大儿子把汽车的匙扣套在右手的食指上，拿钥匙在空中画圆圈。画完了，儿子拿出一只钱包，塞到蚕婆婆的手上。蚕婆婆懵懵懂懂地接过来，是厚厚的一扎现钞。蚕婆婆说：“这做什么？我又不是去花钱。”儿子说：“养个好习惯，——记好了，只要一出家门，就得带钱。”蚕婆婆怔在那儿，反复问：“为什么？”儿子没有解释，只是关照：“活在城里就应该这样。”
大雄宝殿在城市的西南远郊，大儿子的桑塔纳在驶近关西桥的时候看到了桥面和路口的堵塞种种，满眼都是汽车，满耳都是喇叭。大儿子踩下刹车，皱着眉头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大哥大偏偏又在这个时候响了。大儿子侧着脑袋听了两句，连说了几声“好的”，随即抬起左腕，瞟一眼手表。大儿子摁掉大哥大之后打了几下车喇叭，毫不犹豫地调过了车身，二十分钟之后大儿子便把桑塔纳开到圣保罗大教堂了。蚕婆婆下车之后站在鹅卵石地面，因为晕车，头也不能抬，就那么被儿子领着往里走。教堂的墙体高大巍峨，拱形屋顶恢宏而又森严，一梁一柱都有一股阔大的气象与升腾的动势，而窗口的玻璃却是花花绿绿的，像太阳给捣碎了涂抹在墙面上，一副通着天的样子，一副不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样子。蚕婆婆十分小心地张罗了两眼，心里便有些不踏实，拿眼睛找儿子，很不放心地问道：“这是哪儿？”
儿子的脸上很肃穆，说：“圣保罗大教堂。洋庙。”
“这算什么庙？”蚕婆婆悄声说，“没有香火，没有菩萨、十八罗汉，一点地气都没有。”
儿子的心里装着刚才的电话，尽量平静地说：“嗨，反正是让人跪的地方，一码事。”
对面走上来一个中年女人，戴了一副金丝眼镜，很有文化的样子。蚕婆婆喊过“大姐”，便问“大姐”哪里可以做“佛事”。“大姐”笑得文质彬彬的，又宽厚又有涵养。“大姐”告诉蚕婆婆，这里不做“佛事”，这里只做“弥撒”。蚕婆婆的脸上这时候便迷茫了。“大姐”很耐心，平心静气地说：“这是我们和上帝说话的地方，我们每个星期都要来。我们有什么罪过，做错了什么，都要在这里告诉上帝。”蚕婆婆不放心地说：“我又有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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